1966年1月8日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艘编号为“F-131”的登陆艇驶离福州码头，艇上船员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趁艇长和其他战友不备，开枪射杀7人，然后驾艇投奔台军控制下的马祖。
周恩来下令“打掉它”
时任台湾“国防部长”蒋经国在9日子夜1时接到“共军投诚”的消息后，相当高兴地指示尽快将“义士们”接到台湾。1月9日上午，吴文献3人在马祖台军欢送下前往机场，没想到台湾派来接人的C-47运输机进场落地时，被大侧风吹离跑道，经飞行员修正后又冲到跑道旁的草地上，令在场的几名台军军官脸上顿时失去笑容。
就在同一时间，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密报已送达“总统办公室”、“总统府二局”以及“国防部长办公室”，指出“三义士驾艇投奔后，中共福州军区彻夜研究对策，同时已掌握我方有关单位和马祖的一切动静……”文后建议：“希以诱敌方式，避开大陆方面的反应……”但台“情报局”的报告在当时没受到重视。
事实上，解放军早在1月8日深夜就获悉台军将在9日派专机搭载空军情报署人员，前往马祖迎接叛徒。福州军区也在短时间内完成作战计划，准备直接派战机狙击叛徒。1月9日凌晨5时许，福州军区将作战计划上报中共中央，但这一电讯被台“情报局”截获。根据台“情报局”的检讨报告，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示福州军区的命令十分明确，就是“打掉它！除非做不到！”
设计骗过台湾战机
负责惩叛任务的是解放军航空兵某师的4架战斗机，分别是副大队长李纯光、副中队长胡英法两人驾驶的歼-5，以及飞行员沈学礼、杨才兴两人驾驶的歼-6。福州基地另派出两架歼-6，作为诱敌佯动。依计划，从1月9日10时30分起，歼-6机群就采取多批轮流出动的方式，在万米高空持续绕飞，而负责低空攻击的两架歼-5则等待情报确认后秘密起飞拦截，各类作战勤务人员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在C-47运输机出现故障后，台湾方面派出一架中华航空公司的水陆两用飞机，运送维修器材和记者去马祖。但抵达后发现C-47难以在短时间内修复。为防“夜长梦多”，台空军遂调派一架HU-16水陆两用机前去接人，同时安排驻嘉义基地的第4大队第22中队起飞两架F-100A“超佩刀”战斗机护航。
15时30分，台军推测“危险期”已过，便下令中午就抵达马祖的HU-16起飞。15时43分，两个在福建沿海的解放军雷达同时发现HU-16出现在马祖东南方约5000米处，两架歼-5战机立即加速由跑道起飞，全程采取低于50米的高度出海。一分钟后，两架歼-6起飞。
为了诱敌，歼-6机群的航向故意偏向东南方。15时51分，歼-5僚机胡英法发现HU-16，立即报告长机李纯光和地面指挥所。按照“谁先目视敌机，谁就有优先交战权”的规则，胡英法立即加速进入攻击航线。同时，在高空掩护的歼-6故意再调整航向，偏离HU-16更远。果然，负责掩护的台湾空军F-100A战斗机被台湾空军作战司令部调开，直接去拦截这两架诱敌的歼-6。
胡英法驾机迅速进入HU-16的侧后方，在距HU-16战机800米时开火。没想到的是，歼-5使用的37毫米航炮炮弹，在这一距离散布面极大，结果竟没有一发命中。胡英法继续接近至500米时开火，这次击中HU-16尾部。随后，胡英法在相距200米时第三次开火，但因距离太近，再加上歼-5速度快，胡英法的座机从HU-16左侧呼啸而过。
果断开火击毙叛徒
胡英法攻击未果后，长机李纯光迅速顶替他的位置，在距HU-16战机400米处开火，击中左发动机。随后，为防两机互撞，李纯光脱离攻击航线。不过，这时HU-16速度越来越慢，高度也掉了下来。李纯光调转机头，再次在400米距离处击中HU-16机身。当他准备第三次攻击时，HU-16已失控坠海，机上17人同时毙命。
HU-16被击落后，台湾“国防部”在第一时间“谴责”解放军的攻击是“无人道的无耻行为”，还声称：“这是共军首次对国军无武装飞机进行的攻击行为，我方空军奉命，倘共军再有挑衅行为，将予痛击”。
当年参与采访的一名台湾老报人后来回忆说，这件事其实是台湾当局自己造成的，“头头们是被送上门的‘反共义士’冲昏了头，没有保密”。吴文献叛逃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台湾岛内一片欢腾，广播电台公开宣布此事，还说军方要派专机去马祖把他们接回来。
吴文献三人在赴台途中被截杀，对台湾“国防部”也是沉重打击，时任“行政院长”的严家淦带着“国防部长”蒋经国前往“立法院”，就整起事件作秘密报告。台湾“监察院”也没缺席，要求“国防部”就为何将护送吴文献等人的战斗机调走作出合理解释。但在当时岛内“戒严”体制下，如此“问责权贵”的闹剧很快就不了了之。
选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