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锁荣
上世纪60年代，我在县城读初二，我最盼的就是作文课，因为每节作文课，老师几乎都会在课堂上诵读我的作文。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我：“你写作文有啥诀窍？”我高昂着平时总是低垂的头颅，回道：“我的诀窍就是写作文时总想着一个人。”“想哪个？”“我总是想着杜甫。”我说，“我喜欢他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你背给我听听。”老师说。于是我再次将头昂起，背起来：“八月秋高风怒号，吹我屋上三重茅……”刚背到这里，我的眼前突然一黑，就倒在座位上。
第二天早晨，女校医将一张化验单连同休学通知书送到我床前：“你的肝得了病，而且病得不轻，必须尽快离校隔离。”女校医一说话，齐耳银发就抖动起来，像无数雪片飘过我眼前。
到家第二天，父亲就背着我去县城求医。我的口袋里揣着女校医写的一张便笺，让我去县城找一个叫季博文的老中医，可父亲却将我背进了县人民医院。季博文是私人诊所，再说此人成分也不好。父亲挂了号，将我背进内科诊室，没呆多会儿就出来了。父亲走出医院大门，就有一搭没一搭跟我说着话：“儿啊，你会好的，会好的。”父亲说话的时候，我趴在肩头，眼睛迷离，似睁非睁样。
父亲后来就将我背进一条叫司马坊的小巷。父亲一路总是说着那句话，后来回到家也自说自话，只是内容已经变了，是死马当活马医。父亲这话是夜里悄悄跟母亲说的。人民医院医生看了我的肝功化验单，说：“你的儿子随时可能肝昏迷，一旦出现肝昏迷，就要回他老婆婆家了（死的委婉说法）。”医生让他交了钱马上住院，可是父亲身上总共只带了5块钱，那是卖了家里两扇房门得来的。医生听说后，便回道：“这点钱只够治一条狗的病。”听了医生的话，父亲转过身子就朝外走。
父亲走进司马坊巷。堂屋里有个老头儿正坐在藤椅上打盹，手捧一把宜兴紫砂茶壶。父亲走上前，讷讷地说：“季医师！”老人睁开眯着的眼睛，一道目光就朝我扫来，随后就指着案几旁的一张角排凳。父亲坐下后，将我抱进怀里，随后三只温柔软绵的手指就按上我的手腕。老头儿号完脉，让我伸出舌头让他看了看。随后就拿起笔架上的毛笔，在一张灰色处方笺上飞快写起来。写毕，将笔搁上笔架，道：“快去药房出药，寅时时分，这药必须得喝到孩子肚里。”
父亲将我背到背上，随后伸手从怀里掏出叠得皱皱巴巴的5元钱，送到老头儿面前，道：“季先生，给你坐堂钱。”老头儿抬手一推，道：“孩子的病耽搁不起，赶快去出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