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尝试将首都的功能拆分，或把行政中心迁徙到较小的城市去。但在巴黎、墨西哥城、罗马这类历史积淀十分深厚的“大而全”首都，迁都或分散首都职能的努力很难推进。
北京市将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为这座过度膨胀的行政中心瘦身已成为共识。
“首都”或“京城”的本意，无不和规模大、人口多，市井繁华有关，“首”是“第一”的意思，“都”是“功能集中齐全”之意，而“京”在古代则是“高、大”的意思，因此古代不论中外，首都往往是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功能最全的城市。
但这种“大而全”的模式在古代就已凸显很多副作用，如人口过度膨胀导致物价飞涨、治安恶化、物资供应困难。“长安居，大不易”和“五陵恶少”等古时说法，以及从唐代到明清，长安、开封、北京等都城一次次因运河被切断导致粮荒的记载，都表明首都过大、功能过全存在的弊端。
近现代以来，围绕首都功能的讨论和实践更加丰富多彩，各国首都的选择也变得“百花齐放”，各走各路。
继续“大而全”
一些国家尤其老牌国家的首都仍然走“大而全”的道路，首都就是全国最大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比如英国和法国，自中世纪至今，首都除战乱等特殊、短暂时期，一直“定居”在本国最大城市—伦敦和巴黎。其中巴黎市区人口逾225万，整个大巴黎都会区则达1229万，平均5个法国人就有一个住在大巴黎，全国GDP的1/4由大巴黎地区贡献，甚至法国的高速铁路系统也以巴黎为中心向全国辐射。
许多新兴国家也以本国最大都市为首都，并赋予“多中心”的职能。如一度稳居世界人口最多城市行列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市区人口近900万，整个大都会人口近2000万。菲律宾的马尼拉、印尼的雅加达、新西兰的惠灵顿、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希腊的雅典、意大利的罗马、埃及的开罗、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沙萨、伊朗的德黑兰、伊拉克的巴格达……这些“大而全”首都一面忍受着大都市与生俱来且愈演愈烈的“都市病”，一面继续担当着自己“多中心”的职能。
“大而全”首都的形成并非一概而论。
许多这类首都在历史上就一直是该国最大都市，其地位从未动摇。事实上，法国、墨西哥、意大利的历史首先便从巴黎、墨西哥城（特诺奇提特兰）、罗马的城邦史开始。这类“大而全”首都历史积淀十分深厚，迁都或分散首都职能的努力很难推进。个别特殊时期，如法国古代曾迁都奥尔良，现代曾有过维希政府，意大利也曾有建都于罗马以外的政权，但这些政权或被视作僭伪，或竭力争取“还都”，最终仍回到“大而全”的路上。
有些“大而全”首都的形成，则有浓厚的人为痕迹。
比如日本，由于幕府擅权且刻意排斥商业中心于都城之外，往往出现行政中心-商业中心分离，或文化中心-行政中心-商业中心三足鼎立的局面，首都远非最大城市。如今的首都东京直到15世纪还是个人烟稀少的荒凉小镇江户，在德川幕府时代才成为事实上的“准首都”。但江户既非真正首都（天皇所在地是京都），也非最大城市和商业中心（当时在关西的大阪），直到明治维新后，天皇移居江户并改名东京，这里才在短短几十年里膨胀为日本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和“大而全”的新首都。
又比如莫斯科，这里历史上是莫斯科公国及沙俄的首都，当时曾是“大而全”的典型，但彼得一世渴望获得出海口，在战胜瑞典后于涅瓦河口的一片荒地上建起新都圣彼得堡，俄国的“大而全”就从莫斯科变成了圣彼得堡。等到苏联建立，首都又迁回莫斯科，这座古都又在短短几十年内重新膨胀成“大而全”，如今已超过伦敦、巴黎，成为欧洲范围内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功能最全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