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如果我们明年再来，还会有蝉吗？”
“当然有，可是那是另一批新蝉。”
在林怀民写于1969年的中篇小说《蝉》的结尾，主人公翁陶之和庄世桓有这样一段对话。小说里的青年们，在青春的终站即将到来前，度过了一个奔放的夏天，他们在“明星”和“野人”咖啡屋流连，莫名感伤，被青春和死亡以及早夭的隐忧挟裹着，“进行燃烧青春的仪式，也惶然地找寻自己和彼此”，终于，狂欢谢幕，主人公在离别纷涌而至、青春劫毁之后，突然听到了一阵蝉声，一种近似于欢乐的情绪骤然到来，他在刹那顿悟之后，准备进入另一个生命阶段。
林怀民之于我，曾是一个青春乡愁般的偶像，第一次看到他舞蹈的片段，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尤其是《蝉》封面上那张棱角分明、气质异常干净的脸，以及他书中那些文字，都让我想起16岁时那些稍纵即逝的画面，在山林间奔跑的晚上，在草地上搜寻野花的春天，还有某个夏天，我们一群少年在池塘里嬉戏，有个同学从水中跳出来，沿着小路跑过来，当时月亮特别亮，一片月光映照在他肩膀凸起的骨骼皮肤上，像是一簇冷火。他跑过来了，喘着气，眼睛黑不见底。
但林怀民却并没有将自己停在那个少年时代。2013年，“美国舞蹈节”把终身成就奖颁给林怀民，这是现代舞世界的至高荣誉，曾经颁给许多舞蹈大师，而林怀民是第一位欧美之外的获奖者，《外滩画报》韩见和菲戈的文章在分析林怀民获奖原因时，曾经这样说：“林怀民之所以享有如今的声誉，不是因为他把自己打造成了明星偶像，也不只是因为他对中国元素的现代舞所作的开拓性探索，还因为40年来他创办的云门舞集真正和台湾社会建立了良性互动。”
从1993年开始，云门舞集就频繁下乡演出。从表面上看，之所以发起下乡行动，是因为台湾演出市场比较小，演出容量就那么大，尤其是舞蹈团，生存形势非常严峻。1988年，“云门”曾经因为台湾社会环境的变化，一度暂停；1993年，“云门”去美国演出《薪传》之后，经济状况不佳，也迫使“云门舞集”另辟蹊径，寻找适合台湾的运营之道。
但事实上，“云门舞集”的下乡行动并非单纯的票房扩容。最初在低收入社区和校园进行的演出，都是免费的。后来的下乡演出，也不是演了就走，而是和当地民众有非常良好的互动。他们演出的地方，往往不是正规的剧场，而是露天的舞台、学校的操场，甚至榕树下的一块空地，即便在这些地方，他们照样认真演出，在互动环节，还邀请观众尤其是孩子一起舞蹈，“我知道艺术家不只是为着那掌声与鲜花工作，却不明白艺术不只是技术、形式与结构。艺术工作原来只是将心比心，是人情的往来。”
结果就是，他们所到之处，总有热烈欢迎。2008年2月，“云门舞集”的八里排练场毁于大火，在他们并没发起捐款的情况下，自发捐款却源源不断涌来，从企业家捐助的二三百万，到幼儿园小朋友捐助的100元，“云门舞集”在短期内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5000笔捐款，共计3.7亿新台币，为的是“让‘云门舞集’有自己的房子”。林怀民笑称，自己有五千多个股东。
一些学者曾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社会精英有义务帮助整个社会增加联系、信任，以及共同信念：林怀民和“云门舞集”，就这样成为给台湾社会储备“社会资本”的重要力量。所谓“正能量”，其实就是–给整个社会的积累里，竭尽所能地添加一点收益。
从前我曾以为，人生像蝉，童年和少年，是在泥土里的蛰伏，青春盛放的时候，也就是挣脱蝉蜕跃上枝头的时候，因了林怀民，因了许多人，终于知道，青春会逝去，月下的冷火会慢慢熄灭，整个人生其实都是蛰伏，真正的枝头高歌，其实发生在生命的熟年，是你将自己献给整个世界时的宣言。
文 白夜夜 编辑 翁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