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琉璃”是否就是“玻璃”，这是一桩考古界至今纠缠不清的公案。单纯从名称上看，类似现代玻璃的物件在战国后的中国历史中还曾有过“陆离”、“流离”、“瑠璃”等别名，宋代之后“玻璃”一词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清代初年，经历过“琉璃瓦”这层最后的词义混淆，“琉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建筑构件术语，因皇帝喜好而兴起的玻璃器工艺却使“玻璃”成为“奢华”的代名词之一。然而，风水轮流转。“料器”原本是玻璃烧制工艺的一种，待20世纪这一称谓成为玻璃器作为地方特产的代称，“玻璃”在词义上不再拥有昔日的华丽地位，以至于当21世纪中国开始兴起艺术玻璃烧制工作室时，众工作室纷纷以“琉璃”自名，以示与普通玻璃制品有别。
玻璃在汉语命名中的浮沉与它的诞生神话直接相关。早期中国玻璃器与它们同期的西方小伙伴最大的外观区别在于透明度。“壁流离”、“铸玉”、“药玉”、“罐子玉”，这些更具东方色彩的别称暗示后人：无论是作为“琉璃”还是“玻璃”，这些人间烧制的物件都蕴含了近似于东方玉文化的天上梦想。女娲所炼之石又被称为“五彩玉”，同时也被传说为人间玉石的渊源。“玉”本为天然形成的“石之美者”，但传说中的“炼”字却足以留给后人无限的“人定胜天”梦想空间。现实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早期玻璃的诞生与青铜器铸造有关：烧铸青铜器时范模中的沙砾在高温下发生化学反应，原本平淡无奇的二氧化硅升华为仿佛天赐的梦幻晶体。在“琉璃”或“玻璃”被纳入佛教“七宝”之后不久，擅长炼丹的中国道士们也开始以“琉璃仙”或“琉璃师”自居。在公元86年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中，直白记载了中国早期玻璃的东方式用法：“《禹贡》曰‘琳琅’者，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中国古人相信玉可使肉身不朽、而出自西域的“真玉”并不易得，中国早期玻璃器很自然地担当了“仿玉”的责任。如同安家瑶《玻璃器史话》所述：“葬玉在汉代玉器中占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窍塞、玉琀和握玉4种。作为葬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窍塞、玻璃琀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现了。此外，玻璃璧自战国中期出现，汉代墓葬中还继续使用，这些玻璃璧也属于丧葬用玻璃。”
无独有偶，中国丝绸在早期也被赋予了更为主导的“引领灵魂”的力量。袁宣萍、赵丰所著《中国丝绸文化史》中说：“丝绸业一开始就是一项宗教活动而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蚕是自然界中变化最为神奇的一种生物……这一自然界中生命的奇迹令远古时代的人们无比敬畏。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是一切宗教的根本问题。蚕的一生仿佛提供了一个答案。”“既然蚕的变化如此神奇而重要，蚕赖以生存的桑树就显得十分神圣了。从古史传说来看，桑林不啻是蚕的栖息地，而且与民俗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的活动主要有两类：一是男女在桑林中幽会，祭高媒之神（即生育之神），以求子；二是在桑林中进行祭天求雨活动。”“由于蚕与桑的神圣性质，丝绸也不会是普通的织物。作茧自缚是模仿蚕蛹化蛾，是灵魂升天的必由之路。人们在死后直接用丝织物或丝绵包裹起来，等于用丝质的材料做成一个人为的茧子，在寂静中等待新生。”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礼运》载：“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在中国与丝绸起源相关的神话中，无论是黄帝元妃嫘祖、蜀地蚕丛氏或是被江浙一带称为“蚕花娘娘”的马头娘，都多少延续了这种“茧此生以求来世”的观念。相形之下，西方对于玻璃的传说远为质朴，而对于丝绸来历的传闻更多几分类似于中国《山海经》中“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的迷幻色彩。西方有关玻璃诞生的最早记载源自古罗马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79年留下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距离东方的王充记载“道人消烁五石”之时约10年。老普林尼的版本说：公元前3000多年前（也即中国神话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一艘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商船满载着被称为“天然苏打”的硝酸钾晶体在地中海沿岸航行，由于海水落潮商船搁浅，于是船员们纷纷登上沙滩，抬来大锅、搬来木柴，并用几块“天然苏打”作为大锅的支架在沙滩上做起饭来；饭饱潮起、准备登船时，船员在锅下面的沙地上发现一些晶莹明亮、闪闪发光的东西。老普林尼说：“其实腓尼基人发现的这种物质就是玻璃，它是岸边的沙砾和苏打在高温燃烧中发生反应生成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