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在宇航员登上月球之后，世人都已知道了那个无情的真相：月亮上既没有宫殿，也没有神仙，更没有桂树或月兔这样的生物，那是一颗表面坑坑洼洼、无比荒凉的星球，与自古以来任何一种人类文化中的浪漫想象相去甚远。从天文物理和空间探索的角度来说，那仅仅是我们所居住星球的一颗卫星，是一个有待我们以科学手段来测量、评估、考察的客体，一个我们未来向太空殖民的有用基地。甚至我们对它的名称都变了——在作为科学探索的语境中，它被称作“月球”，以区别于那个文学化的字眼“月亮”。如今，它激发的是我们探索、征服和殖民太空的雄心，而不是那种神秘、浪漫但不合时宜的神话式想象。
什么叫“去魔化”？这就是。现代人对月亮/月球所经历的这一观念转折，正是18世纪的欧洲人对亚洲所体会过的。自古以来，正是亚洲，作为欧洲人想象中的邻居、敌人、财富中心以及宗教和文化源头，长久地激发着欧洲人向外探求。那既让他们陌生、恐惧，也让他们向往和兴奋。不要忘了，地理大发现的动力正是为了寻找一条通往印度和中国的航路，据说这两个极其富庶的国家里满地黄金，文化上则充满异国情调，那里“离上帝很远，但离天堂很近”。亚洲是一面魔镜：正是通过这面镜子，欧洲人看到了他者的形象，一个被他们的想象力扭曲和神话的他者，并借由这一对照角色来建构起自身的形象——直至他们在18世纪打碎这一他者形象之际仍是如此。
18世纪，那正是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际，乘坐着新式船舰的白人几乎已探索了这个星球表面的绝大多数前所未知的土地，足可发现那里要么并没什么魔力，要么这些魔力在他们的武器面前不堪一击。那在技术和思想上都显露出现代世界的最初轮廓：古老的东方（以及整个世界）都在慢慢丧失它们的光芒，此前的古典想象和多种可能正在退潮，仅仅变成了一堆现代化失败者苟活的土地。它们要么成为西方人运用现代化的新式武器（无论是枪炮、工业产品、科技还是现代思想）来征服和操控的一份猎物，要么就遵循西方开创的道路去勉力实现现代化。
所谓“距离产生美感”“熟悉带来鄙夷”，当人们认出那位年轻的圣徒耶稣原来就是降生在马厩里的木匠之子时，笼罩在他头上的光环就黯淡了许多。亚洲之所以逐渐去魔化（或译“祛魅”“除魅”），说到底也还是因为在地理大发现二三百年之后，18世纪的亚洲对西方人而言早已不陌生，它通过瓷器、茶叶等载体进入了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了感官上可以触摸和消费的东西，那往好里说是异国风味，往坏里说只不过是日常事物——大概没人会对自己每天接触的事物心怀梦幻，那缺乏必要的距离感。
与此同时，亚洲逐渐成为一门知识，是有待通过科学知识和工具去了解的一个领域。尽管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文化彼此差异巨大，更别提各种文化内部还有诸多细微差异，但它们都被归类为“东方”——或许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对应于theWest（西方）的theRest（剩余部分）。祛魅的过程，原本就是一个理性控制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将对方客体化以便管理和操控，那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源于西方基督教神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对立双方在那里不是一种对等的平衡关系，而是从属关系，是主体与客体、支配与被支配者的关系。正因此，当亚洲不再是激发想象的文化源泉，而仅仅变成接受政治掌控和科学分析的对象时，随之而来出现的，便是康茨坦茨大学近现代史教授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亚洲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一书中所说：“随着亚洲知识因专业化而成为专业学科，亚洲知识却在教育知识中被边缘化，接着在亚洲意识中，亚洲的威望大损。”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一件好事：正是因为欧洲转向启蒙时代，推崇以理性来驱散之前那种觉得世界充满未知奇迹和神怪的中世纪世界观，才造成了世界的祛魅。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界定的“祛魅”（disenchantment）正是这样一个过程：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理性思考，从而激励人以理性和技术来解释宇宙的运行和人类世界的神秘。他认为，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的两个最基本特质，便是理性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的祛魅”。这并不是源于欧洲人的殖民征服事业，而是在哥白尼用数学和物理逻辑来论证太阳的运行时就已开始了，一个机械论的宇宙里，中世纪的世界观宣告土崩瓦解，一切神圣性和神秘性都不复存在。亚洲被去魔化，只是“理性的胜利”这一进程中的“附带伤害”。
这是无法预见的果实：曾被亚洲的魔力吸引、召唤而来，并从中获得动力和资源来推进自身启蒙、理性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欧洲，最终却因此而对现实中的亚洲心生鄙夷。有时这让他们自视为人类的主人，有时则让他们大失所望，另一些时候甚至令人伤心。一如马克·吐温在《傻子旅行记》中说的，“旅行和阅历摧毁了最为雄壮的图画，夺走了我们童年最珍爱的传说”。现实中的“巴勒斯坦坐在涂抹灰烬的麻布袋里悔恨，它荒芜丑陋，不再属于当今世界。它只对诗歌和传统来说是神圣的——它是一个梦境”。令人难过的是，它们辜负了我们对它如此美好的想象，原先空间距离上的远方异域，如今变成了线性进化序列上的落后者或停滞者。
既然如此，那也不奇怪在18世纪对亚洲的祛魅之后，随之而来便是亚洲人对欧洲的“赋魅”——这一点之所以值得特别提及，是因为人们常常注重批判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尤其在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问世之后），但却甚少关注东方在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和思想的过程中对西方的向往、崇敬乃至神化。这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过程，并未翻转两者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只不过在18世纪时欧洲对大多数亚洲各国来说尚远非受到模仿的对象，但随着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向前，科学变成新的魔力，源自西方的观念被视为改造传统社会的真理，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这样原本是生物学的观点也被广泛接受为是社会竞争的不二法则。早有学者注意到，在中国，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无论是传统文化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实际上都在借用西方的思想资源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科学”更是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或许可以说，直到20世纪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所导致的幻灭，才迎来“亚洲的复仇”——亚洲的文化又一次受到西方年轻人（尤其是“垮掉的一代”）的欢迎，日本的禅宗精神、中国的道家哲学，更别提印度的隐居苦修，都被再度赋魅，被（往往是夸张地）看作医治西方文化中所存在问题的灵感源泉。与此同时，逐渐实现现代化的亚洲社会，也出现了“对欧洲的去魔化”情绪。当然，在经历了近代这500年来的交往，它们彼此之间需要对方的程度或许都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这段历史之所以值得回顾，是因为它可以提醒我们，在方向还未完全明朗的18世纪，世界看起来还曾有其他可能。固然，理性、科学和工业化的胜利只怕不可避免（否则我们所栖身的现代世界也无从诞生），但正如本书中所说的，“去魔化意味着丧失了前现代多样性的思想宝库，一种美学经验的溃败”，而“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或者说后现代的感性经验，一直在反抗这点”。正是那个18世纪的分水岭时代，导致了人们在心态上的全面转移，一个祛魅了的东方和世界变成了乏味的客体，而看似理性的认知则收缩了人们的想象力，分隔开不同的世界，阻碍了跨界与角色互换。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欲的，在那里，新事物不会迅速被理性的框架格式化，鲜活的体验与想象能得以生长和存活，而多元化的思想也能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激发。
（《亚洲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刘兴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1月第一版）
德国康茨坦茨大学近现代史教授于尔根·奥斯特
哈默与他的著作《亚洲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