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九
对于中国而言，日本和德国因为低生育率所带来的麻烦极具借鉴价值。日本和德国是发达经济体里生育率最低的两个国家，虽然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同样也都被低生育率所困扰，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低生育率已经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本国经济的不可承受之重，而德国低生育率带来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日本的战后婴儿潮与人口红利
日本持续多年低生育率带来的少子化现象，已经被很多日本人视为国难。尽管日本社会对于低生育率的危害意识已经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但是持续数十年形成的趋势，已经很难在短期内逆转。
日本一度也是一个高生育率的国家，“二战”结束之后，日本曾经迎来过一波婴儿潮，1947到1949年，日本每年的出生人口数约为260万左右，生育率高达4.35，这也是日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育高峰。在这次生育高峰之后，日本的出生人口数和生育率开始逐年下降，直到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反弹，迎来第二次婴儿潮，1971到1974年，日本每年出生人口数超过200万人，生育率超过2.0。
在第二次婴儿潮之后，日本的生育率开始无可挽回地下滑。1989年，日本经济最鼎盛的时期，日本的生育率下降到了只有1.57，被当时的日本社会称为“1.57冲击”。到2005年，日本的生育率更是只有1.26，创下历史最低纪录。最近几年日本的生育率有所回升，大概保持在1.5左右，但距离公认的世代更替水平2.1仍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本世纪以来，日本的出生人口数基本上每年递减。2001年出生人口数为117万人，2014年只有100.1万人，在新生人口数即将跌破100万大关之际，2015年新生人口数出现首次反弹，大约比2014年新增了4000人，但是2016年日本的新生人口还是不可避免地跌破了100万，仅为98万人。随着出生人口数的减少，日本的总人口数已经连续多年萎缩，2008年，日本人口达到1.28亿的峰值，2016年的人口数比巅峰时期已经减少了100多万人。
低生育率并不是日本的唯一麻烦，日本同时还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之一，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低生育率和长寿带来的结果就是，人口总数不断下降，老年人占比不断升高，老龄化成为日本社会的另外一大负担。2015年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有3342万，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高达26.7%，老龄化程度为全球最高。按照日本政府的预计，到2060年，日本将仅有8700万人口，其中近一半是超过65岁的老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从第一个“失去的十年”开始，将近30年的时间里持续萎靡不振，很多人都将《广场协议》（PlazaAccord）视为日本经济衰落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对于日本经济而言，《广场协议》只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的主因还在于日本经济自身，而其中人口结构的变化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日本经济在“二战”之后的一片废墟中起飞，起初也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所赐。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在1952年先后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55年加入了世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55年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起点。日本当年的《经济白皮书》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论断——现在已经不是战后。
日本在1955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之后，以廉价劳动力作为优势，通过纤维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贸易，从欧美国家赚取了可观的贸易顺差。从1955年开始，日本经济高速起飞，直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将其中断，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日本经济保持了1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在此期间，日本经济主要还是依靠廉价的日本制造参与国际分工，战后爆发的第一次婴儿潮，为日本经济提供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1960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在1961到1970年的10年间将国民收入提高一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带来了日本的消费革命，电子和汽车产业迅速发展，在首先满足了日本国内需求之后，这两大产业后来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日本的消费革命也同样得益于日本人口红利的支撑。
人口危机：日本经济衰落的重要推手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危机开始初现苗头，日本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使得日本产品开始大量转向国际市场。此时的日本制造已经成为高品质的代表，在国际市场迅速为日本经济带来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为日后《广场协议》的诞生埋下了隐患。
1985年，美国以改善巨额贸易逆差为由，联合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共五个发达国家，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实现有序贬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署之后，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在两年半时间里升值一倍，日本央行通过降息来缓冲影响，这导致股市和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开始滋生，日经225指数在1990年冲击4万点未果，随后开始大幅下跌，日本的资产泡沫开始破灭，股市和楼市暴跌，日本经济增速也开始大幅放缓，迎来第一个“失去的十年”。
日本经济的衰落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广场协议》，迄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从表面上看，正是由于《广场协议》引发的资产泡沫最终拖垮了日本经济，但从根源上看，日本泡沫经济的兴起，核心还在于其实体经济在高速发展30年之后，已经失去了新的增长点，日本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日本经济衰退起到了重要的推手作用，一方面是廉价劳动力不再充沛，同时也使得日本产品缺乏足够的国内消费市场。大量资金在实体经济无利可图，最终转而进入虚拟经济寻求资产增值，而《廣场协议》推升日元大幅升值，刚好为资产泡沫的生长提供了最舒适的外部温床。
日本的人口危机不仅只是在历史上拖累了经济发展，在当下仍然困扰着日本经济。由于日本低生育率和长寿并存，使得日本老龄化程度高居全球第一，养老福利开支由此成为日本经济的巨大负担，成为日本财政体系的不可承受之重，日本GDP的20%多都用于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支出中又以养老支出为主。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为了将本国经济带出衰退的泥沼，长期奉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日本的负债率高达250%左右。养老开支的巨大规模，也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日本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
日本的负债率高居全球之首，之所以多年来并没有爆发类似欧洲的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因为日本的债务主要由日本国内机构所持有，他们并不担心国债违约，因此日本国债能够长期以低利率发行，但是如此高比例的负债率还是始终像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何时就会突然引爆日本经济，因此，降低负债率始终是日本政府的重要目标。
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在养老金支出等难以有效削减的背景下，只能通过增加税收来实现这一目标，提升消费税成为日本政府的主要手段。但提升消费税直接加重了民众负担，在日本国内始终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1989年，日本时任首相竹下登首次在日本开征消费税，当年便因为政治丑闻和消费税引发的民怨等问题下台；1997年，日本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也在次年被迫辞去首相职务。时隔17年之后，日本才在2014年再次将消费税提升至8%，并决定在今年4月份上调至10%。
消费税的上调除了面临民众的反对之外，也会抑制消费能力，使得日本经济更加缺乏增长动力，同时还可能带来通货紧缩，对于一直致力于提升通胀水平的日本经济而言，又会增加新的挑战。而且，即使日本将消费税上调至10%，也未必能够有效降低日本的负债率，随着日本老龄化程度继续提升，未来的养老成本还将上升，日本的财政负担压力将长期存在。
日本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另外一大负面影响在于，老年人掌握了日本社会的主要财富，使得年轻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在现实压力面前，年轻人的生育欲望越来越弱，由此形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恶性循环。在人口危机得到有效缓解之前，日本经济仍将在第三个甚至更多个“失去的十年”里徘徊。
德国为何能抵消劳动力短缺的影响
日本之外，欧洲是另外一个低生育率的“重灾区”，欧盟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仅为1.6，远低于2.1的正常更替水平。在欧洲国家普遍的低生育率潮中，法国算是一个另类，一直对于生育有着较高的热情，生育率保持在2.0左右，而德国则长期处于垫底的位置，仅为1.4，甚至比公认的低生育率国家日本还低。观察欧洲的低生育率现象，德国是一个最佳样本。
上世纪60年代，德国的平均生育率还保持在2.0左右，但随着战后婴儿潮的消退，德国的生育率就开始逐年下降。按照人口学家的测算，到2050年，德国的人口数将从目前的8200万下降至5000万，本世纪下半叶将被英国、法国等国超越。随着人口数量的萎缩，德国在欧洲经济领头羊的位置也有可能被英国或者法国所取代。
德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生育？德国的专业机构曾经做出调查，结果显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养育孩子成本过高。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13年的统计数据，一个德国家庭要把孩子养到18岁，大概要花费将近13万欧元。其中，0～6岁儿童平均每月花销468欧元，7～12岁儿童平均每月花销568欧元，13～18岁少年平均每月花销655欧元。除了经济压力之外，德国人担心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以及认为事业发展比成家生子更重要等，也是德国人不愿意生育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传统的高福利国家，德国政府也推行过很多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为拥有工作的家庭提供育儿补助，为孕产妇提供更多的休假，以及提供更完善的托儿机构等等，但这些都没能从根本上逆转德国一路下滑的生育率。
德国和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二战”的战败国，战后经济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出口大国，都保持了长期的低生育率，老龄化程度也都越来越严重。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步入长期衰退，而德国经济则长期保持着欧洲领头羊的角色。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除了2009年经济负增长之外，德国经济很快实现复苏，2010年的经济增速高达3.6%，2011年实现3%的增长。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德国经济再度为外部因素所累，2012和2013年的经济增速回落至0.7%和0.4%，但是很快就再度恢复了强势增长，2014到2016年，德国经济增速逐年回升，分别达到1.5%、1.7%、1.9%。虽然这样的增速看上去不能和中国经济增速相比，但是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这样的增长已经算得上相当强劲。如此来看，低生育率对于德国经济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多的负面冲击。
同样面对低生育率的压力，德国经济之所以表现出了更多的韧性，和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直接关系。日本经济起飞之初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而德国对于廉价劳动力并没有太多的依赖，另外，德国经济近年来一直在向工业4.0转型升级，高度智能化的工业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短缺的负面影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对于低生育率的冲击可以长期免疫，事实上，低生育率对于当前的德国社会已经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
移民带来的社会分裂
持续多年的低生育率使得德国老龄化不断提升，目前德国人口平均年龄46岁，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在65岁以上，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日本。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尽管德国工业的高度智能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对于人力的依赖，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不需要劳动力。表面上看，德国经济始终扮演着欧洲引擎的角色，但是德国国内对于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意识已经非常强烈。按照德国有关方面的测算，2020年德国的技术工人缺口将达180万，到2060年将扩大至390万。在对德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做出预测时，德国社会普遍将老龄化视为最大挑战。在國内低生育率难以逆转的背景之下，逐步开放移民大门成为德国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
与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德国并非传统的移民大国，但是在现实压力之下，德国对于移民的态度开始出现重大转变。2011年，德国对2004年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人民开放劳动力市场；2012年，德国开始实行“欧盟蓝卡”计划，吸引欧盟以外的外国技术人才进入德国劳动力市场，补充德国的劳动力缺口。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但是随着近年来移民政策的开放，移民人口的涌入避免了德国总人口数的持续萎缩。从2011到2014年，德国的净移民人口数分别为28万、37万、43万、47万人，而到了2015年，净移民人口数更是高达114万。大量移民的到来不仅填补了劳动力缺口，更是提升了德国长期低迷的生育率，2015年，德国全年新生婴儿74万，创下15年新高，德国的生育率也创下1982年以来的新高，在德国本土女性不愿意生育的大背景之下，外来移民提升了德国的生育率水平。
通过移民来对冲低生育率的冲击，德国的这套机制在起初几年看上去运行良好，但是随着难民危机在最近两年快速升级，德国社会开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使得德国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之中。
一方面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同时更是为了通过接纳外来移民减缓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到来的压力，德国成为接纳难民最积极的国家。与此同时，雄厚的财政实力也使得德国对于难民十分慷慨，在大部分欧盟国家还在为财政赤字苦不堪言之时，德国是唯一一个实现财政盈余的国家，2015年的财政盈余大概为120亿欧元，在财政实力的支撑下，德国不仅对难民开放了边境大门，而且对到来的难民提供不菲的生活补贴，德国由此成为公认的难民乐园。
但是大量难民涌入带来犯罪率快速上升，使得德国民众对于难民问题开始从宽容转为恐惧，进而将不满情绪转移至德国总理默克尔身上。去年9月，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遭遇惨败，而持反移民立场的德国选择党则开始崛起，这使得默克尔也开始反思自己的难民政策，并且对难民政策公开表达悔意：“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时光倒流，以便重新制定难民政策。”
难民危机使得德国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之中，如果德国开始重新反思并收紧移民政策，德国通过移民对冲人口危机的努力可能会大受影响。但是如果为了避免将来的人口缺口而继续放松移民政策，德国社会的分裂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已经成為当前德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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