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杨+裴诗贇
章士钊一生的思想历程起伏多次，其复杂性远逾所谓“反对者”的片面定位。作为一名早期新文化派阵营里圆融的调和主义者，他在后期新思潮的阵阵排浪中为何会站在主流文化的对立面？又为何被徐志摩评价为“一个合格的敌人”？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审视这名新文化运动的“异见者”？为此，本刊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邹小站研究员。
邹小站
三联生活周刊：1917年“护法运动”前，章士钊的大部分思想与新文化派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甲寅》杂志也被看作是《新青年》的先声，因此，章士钊最初并非以“反对者”的角色登上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舞台，是这样吗？
邹小站：新文化运动前期，章士钊绝大部分的思想观念与新文化派非常接近，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甲寅》是《新青年》的前奏，这一点学界已经有了共识。《新青年》最初关注的问题就是《甲寅》最初关注的问题——即国家是什么？个人與国家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新青年》杂志前期的作者群，也主要是《甲寅》月刊的那一拨人。
三联生活周刊：在此之后，章士钊的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
邹小站：“一战”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开始集中暴露，引发了西方思想界的反思，中国思想界也开始重新审视之前被中国人奉为楷模的西方文明。章士钊是中国思想界较早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人之一。1919年他提出“新旧文化调和论”，强调传统的价值。1922年，二度游欧后的他公开鼓吹“礼农立国论”，卫护传统，诋毁白话而维护文言。当然，章士钊前后期的“转变”之中，也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思想底色，例如他早期留英过程中接触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前后期都有很多深层次的体现，只不过从外在表征上看，很多表述和看法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从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温和派”，变为后期的“反对者”，这种转变背后深层的思想逻辑是怎样的？
邹小站：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中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逻辑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即逻辑上的应然与历史条件是否具备之间的关系。在西方，社会政治的近代转型是一个长期自然的过程——历史条件成熟了，转型也就颇具自然转型之妙，人为设定和建构的色彩比较淡。但在近代中国，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即逻辑上应然，我们似乎知道目标何在，路向何方，但却缺乏足以实现目标的社会条件。这种“逻辑与历史”的矛盾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
用这个思路来看章士钊的思想变化——早期，他的思想偏重理性建构，强调逻辑上的应然，即认为虽然历史条件可能并不具备，但是人们可以通过自己主观努力，去推动并最终实现社会的转型;而新文化运动后期以及之后，他重新重视历史传统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强调尊重历史、敬畏传统。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以这种“逻辑与历史”的思路具体分析一下章士钊的思想主张？
邹小站：“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前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张。他认为在社会中，人们的利益、意见是分化的，国家只是不同的利益和意见彼此交换、妥协的平台。政治上的争论没有是非，只有异同，大家应在国家共同体下彼此承认，展开公平、合法的竞争。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按照这个原则去做，人们的各种利益、意见就能实现“调和”，社会、政治就能平流以进，国家这个共同体就不会破裂。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就缺乏容忍不同声音的传统，当时社会各方力量间的制衡也不够，所以不太可能做到“调和立国”。这显然是过于看重理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更极端的例子是他在“调和立国论”之前提出的“毁党造党论”。辛亥革命后，共和民主成为时代的选择，但当时的中国缺乏充分实行共和民主政治的条件，尤其缺乏成熟的政党制度——多数国人不知政党为何物，政党的结合虽有政纲的因素，但党员的召集基本依靠人情关系——我认识你，你认识他，我跟他是亲戚是同学，那我们一帮人就组成一个党，尽管思想主张可能有所差异，但这不影响我们成为一个党。加上党禁初开，政党林立势不可免，章士钊因此提出“毁党造党论”，希望通过毁掉所有现存的不规范的政党，组织一个“政见商榷会”，政治领袖通过协商，以宣告政见召集党徒，建立成熟的两党制。
这种书生意气的想法显然是把政治活动看成了学术问题，似乎政治领袖关起门来讨论个一年半载，就能把立场划分明确——可政党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怎么可能在一年半载就能形成？想真正养成“认政纲不认人情面子”的政治行为习惯，没有一两百年政党政治运作很难做到。
后来因为代议制在中国的挫折以及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的影响，章士钊对“逻辑与历史”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更看重历史传统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拿“新旧文化调和论”来说，正如无法将现实中的政治完全推倒、彻底重建一样，文化的变迁也是在新旧移行中实现的，所谓新文化不可能突然出现，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育起来，文化革新必须尊重和敬畏传统的力量。章士钊的“保守主义立场”便是基于此而逐渐生发和成熟的。
三联生活周刊：章士钊的保守主义立场除了基于他对“逻辑与历史”的认知变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作为一个旧学功底深厚的思想家，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是否也源于他对传统文化的眷恋？
邹小站：章士钊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跟他的精英主义立场有一定关系。近代文化发展是一个“文化下移”的过程，即文化从精英的、贵族的，变为大众的——这是近代文化的根本趋势。章士钊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倾向，他坚持文化的精英主义，他认为，文化应由一部分有文化的人，去“化”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应是精英阶层把一般民众的文化往上提升，而非精英阶层“自降身价”迎合大众文化市场。显然，这与当时国内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主流发生了冲突，章士钊也因此受到了新思想界的批判。但换个角度看，这种“反对”也是对新文化派的一个提醒，严格地说，当时的新文化派，在理论上还没有认真地思考过“新”与“旧”、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徐志摩评价章士钊是“一个合格的敌人”，他的保守主义思想有什么特别之处？如何理解他的复杂性？
邹小站：章士钊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正如徐志摩所说，他是“有血、有肉、有筋地表达反对的意见，够得上敌人的资格”。很多反对新文化的人，要么只会谩骂，要么发一两声反对的意见，就被新文化阵营的吆喝声吓跑了。但章士钊即便遭受新文化派围攻，却也依然有组织、有逻辑地表述自己的声音，坚守自己的立场。这是独立的言论家应有的品格，也确实够得上“一个合格的敌人”。
我个人认为，至少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维护“传统”的一派人，起初并没有察觉中国文化存在的危机，没有主动去了解近代西方文明。后来危机凸显，又缺乏世界眼光和西学素养，无法很好地勾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要么不讲道理地攻击新思想、新文化，这不能服人，要么凭借占着的政治权力强行维护传统，但当占据的政治权力不被认可时，便失去代表传统的资格。这就造成近代以来，我们的传统一直缺乏“合格”的代言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勾连做得不够。
三联生活周刊：提到新文化运动，我们似乎多半将焦点放在“新思潮”和“新文化”上，而章士钊以及他的思想常处于一个被遗忘或者片段式截取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
邹小站：1924年，章士钊加入了“段政府”，后来又跟“三一八惨案”有牵连，政治立场的选择使他的言论价值一落千丈。但其实，章士钊的保守主义立场从1919年以后就开始形成，到了1923年就已经成型了。他后来加入段祺瑞政府，出任教育总长，“整顿学风”，其实只是“落实”已成系统的思想，只不过“出山”的时机不对，才落了一身骂名。
章士钊虽然交友遍天下，但又不是某一党派的理论家，没有派系力量的支撑导致在他淡出思想界之后，便没有人再去鼓吹他的思想。此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的更新换代很快，你方唱罢我登场，加上章士钊的思想确实不是历史前进的方向，便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三联生活周刊：当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回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时，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曾经的“反对者”与“保守者”以及那些“不被认可”的思想主张呢？
邹小站：思想与一般的政策主张不同，政策主张有即时性，主要是解决当下的问题，而有价值的思想虽往往从当下的问题出发，又往往具有超越当下的性质。因此，不能仅仅从当时是否为多数人所接受，或是否解决了当下的问题，作为评价某种思想的标杆。思想的价值有时就存在于它對现实的超越性。这么看，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论”也好，“调和立国论”也好，“新旧文化调和论”也好，都有它的价值。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新文化人”所面对的历史场景、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历史条件的酝酿与准备……种种问题都和他们最后做出的选择紧密相联。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脱离历史场景去评判，这是不可取的。同样，对于新文化运动中反对者的声音，也需要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考察他们的处境、理解他们的关注、倾听他们与新文化派的论争，才能有比较公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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