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实
1917年，这些有才干的人才“成群而来”，主要聚集在北大，构成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群星闪耀时刻。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51岁的他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清末翰林，“年少通经，文极古藻”，而且经历了德国4年的游学和法国的勤工俭学，对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有所体悟。
左图：1919年6月3日，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上街开展宣传活动的学生们与警察交涉
1917年初，政治和文化的保守主义情绪正在高涨。在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前，袁世凯就与那时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的他的政策尖锐冲突。蔡元培规定学校里不再祭拜孔子，不再阅读儒家经典。但袁世凯在1913年上台后，撤销了蔡元培的决定，下令每个学校必须祭拜孔子，并在《天坛宪法草案》中宣告儒家思想是国民教育的基础。1915年2月，袁世凯政府宣布所有的学校必须建立于儒家思想之上，将古代圣哲作为崇拜的偶像，将读经作为必修课;一些文人还提交请愿书，敦促宪法宣布儒教为国教，连康有为也支持，但被袁世凯所拒绝。赴京之前，蔡元培在上海爱国女校发表演说：“至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如病已医愈，则欲副爱国之名，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接着，他在北京发表了两场演说，驳斥当时正甚嚣尘上的定孔教为国教之议，并提出道德的养成，与宗教毫无关系，美术作用至大，提倡以美育代宗教。
右图：1919年6月，五四运动期间，被军政府拘禁的北京高校学生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前，这所学堂以腐败的官僚恶习而闻名。学生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的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大多“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在校极力巴结官僚，相互攀附钻营。蔡元培到校伊始，即与学生“约法三章”，要求学生抱定“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吾师”。蔡元培的到来，把这个官员培养基地转变为学术研究大学，从此走上现代化道路。他的新政也让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地位更加平等，学生和教师间有时会自由争论，表述的自由迅速导致更有活力的讨论。
任校长9天后，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就在袁世凯宣布儒家思想是国民教育的基础那一年，陈独秀创办了呼吁文化改革的《青年杂志》，这被胡适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在蔡元培致教育部的函件中，38岁的陈独秀的履历写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让从未在大学教过书，也没有什么学位头衔的陈独秀有些惴惴，进京就职三个月后，他才把家接到北京，住在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今东城区北河沿箭杆胡同20号）。陈独秀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的《新青年》也随之从上海移师北京。巧的是，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了以记者名义记录的蔡元培的两篇演讲《蔡孑民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和《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这是蔡元培第一次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这一期里，还有陈独秀的《再论孔教问题》、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高一涵的《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杨昌济的《治生篇》、刘半农的译作《磁狗》。
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之时，胡适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些孤寂地整理着岁末年初的诗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他养成了给信件编号，并择要记之的习惯。在他收到陈独秀和蔡元培的喜讯信函之前，他憧憬着“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也痛心于袁世凯复辟，决心“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在他那篇开创性地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中，他提出“八事”，主张文学“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一年5月，26岁的胡适从美国启程，回北大任教。他在日记里引用牛津宗教改良运动的英国教育家纽曼取荷马诗句所写的句子：“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其气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
胡适还未动身，《新青年》第2卷第6号就刊登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文章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的，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为吾友胡适。”他称自己“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并提出“革命军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明确将矛头指向“桐城派”“骈体文”“西江派”等“前代之敝”。这是《新青年》杂志社搬到北京后的第一期刊物，也是第一次在頭条发表关于文学问题的文章——就在上一期，孔教问题，治生问题和1917年革命还占据着前三篇的位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文学革命”成了首要的核心议题？6年后，思想已经发生了些变化的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信中，对此做了后来之见的回顾：“中国近来产业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求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君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要章行严一篇文章，便被驳得烟消灰灭。”嗅觉灵敏的陈独秀在当时感到文学革命的“气运”已成。
1917年5月至6月，离开美国踏上漫漫归途的胡适在思考白话文问题时，写下他的思考：“意大利文自但丁以后不二百年而大成。此盖由用俗语之诸人，皆心知拉丁之当废，而国语之不可少，故不但用以著述而已，又皆为文辩护之。以其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著作，故收效最速。”胡适的参照系是以欧洲启蒙运动为经验，陈独秀也曾多次提及西方各国在其现代化国家构建过程中造做“国语”之事。1916年4月，胡适就在日记中记录：“但丁之创意大利文、乔叟之创英吉利文，马丁·路德之创德意志文，未足独有千古矣。”只不过在寄给陈独秀的《文学改良刍议》中，他把这句话做了改动，塞进了括号里，作为喝了洋墨水的人，他反而尽量隐藏西方的证据。但100年后回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又与欧洲从教会统一拉丁文中发展出来的民族主义的语言文学革命不同。中国自古形成了单一书写文字、多个口语方言的多元一体格局，并文字为载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籍体系。但在古代中国社会，“士”“庶”是主要的身份之别——通晓文字及其所表述的经典，构成了“士人”阶层。过去，由传统经典塑造的士人，上自士大夫，下到基层社会的绅士，从观念、社会、政治等各方面都支配着社会，如今，新兴的现代知识分子试图通过语言文字，来改变传统士人的主导地位。只是这可能并非陈独秀和胡适当时的判断。
1.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南庭的喷泉（摄于1915年）。胡适曾在这里就读
2.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
3.1919年6月28日，人们聚在北京某处的布告栏前看张贴的报纸
4.胡适赠予鲁迅的《尝试集》（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陈独秀比胡适更具论断性和革命论调的文章，迅速得到了錢玄同的回应。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弟子，时年30岁就已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人中唯一出自旧文学大师师门的高足。早在1917年1月1日，他就赞同文学改良了，认为陈胡二君“邃于欧西文学，必能于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他更欣赏陈独秀的坚决论调，“虽若过悍，然过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严厉面目加之”。郑振铎后来说《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是“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是公允的。胡适的文章像“一堆捂着却直冒烟不见火的柴火，胡适自己还偶尔泼点水，直到陈独秀拿个了硕大的拨火棍，才把这堆柴火烧旺起来”。当时还在绍兴的周作人，1月24日收到鲁迅寄来的10本《新青年》，在日记中写下“多可读”的心得。不久，这位32岁、曾留学日本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将动身前往北大，在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再过些时日，到1918年上半年，他将出任文科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他开的那门“欧洲文学史”课，吸引了很多学生，其中就包括当时正读本科一年级的青年才俊傅斯年。周作人与刘复共同主持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会，也第一次在古典学问占主导地位的国文系讲授，他们专注于对普通人心理和中国小说语言的研究。被周作人的文学课程所吸引的一群学生，后来组织起来创办了《新潮》月刊，1919年1月，傅斯年任主编的第一期杂志出版。“新潮社”对中国传统和价值观发起了进攻，欢迎任何有助于增强国力的西方观念和学说的输入。深受周作人影响的傅斯年将新文化运动事业看作一种接近“人性”的努力，这也构成了他1919至1920年在伦敦大学研习达尔文进化论和弗洛伊德心理学说的探索动机。他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成圣的观念仍在延续？”他像陈独秀一样认同，世俗的欲望、被压抑的正常的欲望，“具有永恒的价值”。而对真实人性的探求，文学，特别是欧洲小说，提供了最好的载体。
迅速响应“文学革命”的，还有26岁的中华书局青年编译员刘半农。他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的文章，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改造新韵”，“以今语作曲”，并建设性的提出，虽然那些滥用古典、言之无物的语言应该被废掉，但如韩愈的《祭田横墓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仍能从性灵中发挥”，具有声调气息的优美，应该保存。这年夏天，他被蔡元培破格聘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他深知文学改良“说是容易，做就很难”，1920年，他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后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研究汉语字声。回国后，在北大国文系讲授语音学。
1917年这一年，蔡元培还任命了逻辑学教授和图书馆主任章士钊。下半年，李大钊接任了图书馆主任一职。1917年9月，归国的胡适开始讲授“中国哲学史”。大概出于对陈独秀同样有意为之的错误或误解，蔡元培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写了一句话：“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秉有汉学的遗传性。”胡适后来说，他家与绩溪三胡没有关系，祖祖辈辈是农民，最多是开小茶叶店的。但这一句细小的错话，对胡适成就很大。
这场知识界的新文化运动，并非中国进入“现代”之肇始，而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酝酿。正如学者王汎森曾写到的，甲午之后，巨变接踵而至，各类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首先是晚清激进思想初露端倪。严复在中国和西方传统之间划下了黑白分明的界线，极力主张中国已远不如西方，尤其是在文化领域。谭嗣同批评传统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康有为几乎将过去两千年的学术统统贬为‘伪学，章炳麟无情批判儒家人格，梁启超的‘新民说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已过时，与现代公民所需的公德无关。”然后，在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前，支撑着传统价值体系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已经崩溃：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1911年君主制崩溃，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宣布学生不必祭孔，经学不再是必修课程，同年，大清律例也被废除。这个时候，“文学革命”的“气运”才形成了。
北京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图书馆（摄于1917～1919年）
1917年这一年，新文化运动之外，有一个不易被人注意的小人物的命运也发生了微小的转折。
这一年，在山西赤桥村县财政公所干了一段财物清查工作的乡绅刘大鹏辞去了他的幕僚工作，就此开始了他的农耕生活。当新知识分子云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大学堂里改革文化时，刘大鹏正在他的赤桥村修《晋祠志》，像一个传统乡绅所做的那样，咏赞地方风物和人物。他擅长写作，从1890年开始写日记，连续写了51年，直至临终。他留下的那本《退想斋日记》，详尽记录了家事、乡里之事、国事天下事。他屡次参加会试均未中的，始终是一个地方底层士绅。1905年，废科举制度的消息发布后，他“心如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也许是信念使然，也许是口是心非，他在日记中记录，他的绝望并非仅在“生业已绝”，更重要的是“科考一停，士皆欧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可见这个乡绅最担心的，首先也是文风问题和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他抱定了传统文化的信念，“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始终”。
对这个山西乡绅来说，支撑传统价值体系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崩塌，从1900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山西教案之后，作为清政府对洋人的政治绥靖，新式学堂制度在山西各地得以推行，“天下学校全改学堂”，直至5年后科举制度取消。刘大鹏看到，“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四书五经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教案这一事件之后，西方的文化已经占据了优势，学堂把通晓外国语言文字者视为上等人才，挤没了汉人文字的核心地位。与刘大鹏有交往的一些绅士，纷纷将教馆改成学堂，同时教授西洋算法和孔孟之学，乡村出现了“出洋游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职为官，其學孔孟之道并一切词章家，屏之黜之”的情况。
反观那个1917年新文化运动现场的旗手人物，除了50余岁的蔡元培出身于传统文教体系，基本都是在新式学堂学习和留过洋的新知识分子，教授中间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梁漱溟才24岁，没有大学学历，却因一篇推崇佛学的《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破格录取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就渐渐放弃走仕途的科举考试，成为自由流动的资源。这个群体从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分离出来，失去了官方的职位，不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由效忠于清朝廷逐渐转向效忠于整个国家。在地方，那些新学堂已开始有了酝酿风潮的能力，刘大鹏就记录了教会大学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发生的结社驱逐督学的事件，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在北大，这个力量要在1919年5月才释放出来。在1917年的时候，年轻的新派知识分子的活动正严重地威胁着保守派，结果是最保守的教员被驱逐出北大。在北大，章炳麟的圈子分为三个集团：黄侃等的保守派，钱玄同和沈兼士等的激进派，马裕藻等的温和派。胡适与激进派结盟，傅斯年对黄侃和钱玄同讲授的课极为感兴趣。黄侃和刘师培曾经非常激进，但在1917年左右，他们变得相对保守，创办了一本《国故》杂志，严谨从事经典和小学研究，并不墨守传统价值观，但也抵制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儒学的正统地位丧失后，士绅在政府体制外参与地方事务的空间也压缩到了一个极点。刘大鹏一直向往像过去的绅士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一样，既能对地方政府行政有实际影响力，又能对当地的道德教化有实际作用，比如修缮城墙和重修晋祠。但他看不到希望。在他参与公共事务的生涯达到一个小高潮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教案”以后地方官员的不作为，看到的是知事无法指挥手下差役的状况，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士人和主要由儒家教义构成的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纽带也被切断了，刘大鹏往往只能凭一己之力，孤立无援，毫无资源。费孝通曾指出，正是文字造就了士绅特有的属性，不仅有其治平学的功能，而且还有心性学的作用。儒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古文丧失后，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就塌陷了。中国社会深层次空间的这种变迁，与“文字”关系极为紧密，而“文字”又应重估和重建价值体系。
但那些新式知识分子，没有了仕途的前程和确定的收入，无法再过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生活，又如何重新自我定位呢？他们是否应该适应社会，转变而成为专业人员，继而形成职业阶层来组成新社会的核心呢？正如约翰·杜威所观察到的，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前，反政治的态度盛极一时，与“士大夫”传统明显区别，“在一种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反对所有政治家及进而反对所有对政治的倚赖，是社会改革的一个直接手段”，“甚至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们也倾向于回避现实政治的牵绊”。就在胡适1917年到北大上任之前，他正处于经济的窘境中，家中早已借贷度日，他每月给家里寄出的钱，也根本不够补贴母亲的家用，他不得不投稿赚取稿费，前途未卜，待价而沽，直到蔡元培开出的数百元教职月薪。新文化运动的这些知识分子，都熟悉并深受清代考证学的影响，比较能欣赏清代考证学所展现的某种与西方现代学术能够接榫的重证据、推论严谨的“科学”精神，同时，他们大都不满于中国近代思想传统中过度重视心性及内省论的倾向，以及太过含糊笼统的思想方式，倾向以严谨而确定的知识系统来医治中国思想学术上的痼疾。例如，在史学上，自汉代以来，所有的经学观点所建立的静止的中国世界观，开始被以史料为中心建立的变动与发展的概念的古代世界所取代。
在文化领域，这群旨在建立自主学术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运脱颖而出。虽然他们有国家富强的使命和诉求（如蔡元培所言，“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特为数次爱国主义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德意志统一之盛业，发端于此”），但这些新知识分子要求学术自立，为学术而学术，摆脱为官的功利心态和政治力量的干预，其实也是要求所致之学的专业化，这才是有现代意味的学术社会。
新文化运动在1917年的时候，是受求真意志驱动的，它不仅主张治学与治世的分离，也主张经学与实际应用相脱离。1917年，这些有才干的人才“成群而来”，主要聚集在北大，构成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群星闪耀时刻。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的两年内，全国新学生的人数增加了10倍;新文化运动期间，全国的学生人数是1905年的40倍，达到400万至450万人。蔡元培不以仕途训练为目的的教育改革，让北大的学生们脱离了官方意识形态，并通过《新青年》和后来的《新潮》《国故》等刊物，在全国传播他们的观点，向普罗大众普及新思想。在一个动荡、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这些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开创了文化上的新气象。尽管后来政治危机的不断困扰，将他们卷入了政治命运的漩涡中，没有时间和机遇来慢慢建立一个学术社会。
1917年3月，《新青年》已是“特殊主张伦理改革、文学改革唯一之杂志一行”了。
这一时期，对孔教的态度和对德外交的时局在陈独秀那里交织在一起。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是否要参战的争论纷纷攘攘。康有为在1917年3月13日致北京的电中提出了他的主张：“夫外交之道，不必远引欧美。孔子曰‘讲信修睦，信睦者，人道之重也。……吾国既乱且弱，无可为立国者，所恃者信义修睦，奉孔子之道以周旋，犹不失为文明之古国也。”传统的文化伦理，让康有为认为，千万不能乘德国人之危，否则“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也”。陈独秀在《新青年》第3卷第1号发表《对德外交》一文，认为孔子之道不适用现代生活，他写道：“此次对德外交问题，乃国家存亡问题，不可以寻常外交视之，此吾国民应有之觉悟也。加入协约国与否，政府对德方针未决以前，国人应群起从事于利害是非之讨论，以促政府积极之进行，绝对不可袖手勿置可否也。愚之私意，绝对承认加入协约方面，则对内对外，于国家利多而害少。”他甚至预言中国参战，不独可以用中国人的鲜血“点染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一快举”，而且“出征军人的所得之知识及国内因战争所获学术思想之进步，必可观也”。事实证明，他的观点虽然激进，但那些被派出参战的华工的确对中国日后的群众运动影响重大，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当中的领导人物，信奉民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都有。
1917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发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这篇观点愈加激进，却很有预见性的文章指出，国人的思想仍然装满“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如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他对帝制是否会再发生，共和国体是否安稳，持怀疑态度;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一旦帝制复辟，蔡孑民先生所说的‘以美术代宗教，李石曾先生所说的‘近代学术之进化，张溥泉先生所说的‘新道德，在政治上是‘叛徒，在学术上是‘异端，各种学问都没有发展余地。”
1917年7月，张勋复辟。这一天，归途中的胡适还未抵达日本横滨港，钱玄同给他写信，信的抬头是“二十世纪第十七年七月二日”，信中他没有谈政治革命，只谈文学革命。这一天，蔡元培正在西山方向游玩兼访友，午后知道复辟的消息，2日早晨乘车前往天津，3日发辞职书于总统府。这一天，北京街头出现了穿着清朝袍褂、脑后拖着真假发辫的遗老遗少。绝望之中陈独秀愤而撰文《时局杂感》，已然完全违背了《新青年》“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办刊宗旨。在答读者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陈独秀是政治冲动最强烈的一个人。他论证里的二元论方法和得出的“西方正确”是通过“革命”获得的结论，胡适并不完全赞同。至此，陈独秀的政治意识便始终贯穿于新文化运动，他的核心问题是，宪政建设何以失败？中国何以未能顺利成为现代社会？他变革文教体系的底层，即属于自发秩序范畴的习俗和思维，是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
上图：1920年，北京大学正式招收女生，这是最初入学的女学生
1917年7月5日下午胡适到达横滨港时听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不禁担心“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世界将不能待我矣”。但他对儒家思想的批评并不激烈，相反，他是以一种学术研究的温和立场来看待的，“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但就全体来说，我对孔子和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一方面，他教导儿子不要相信“忠孝”;另一方面，又与包办婚姻的江冬秀相依为命。这让主张新思潮和自由恋爱的同行十分不解。陈独秀曾经拍着桌子让胡适与自己的小脚农村老婆离婚，但胡适说，现在的婚姻自己并没有什么吃亏，也很好。两年后的五四运动，在胡适看来，还是以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打断了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致力于构建新的学术社会的新文化运动一代人整体上受到了社会的挑战：动荡的政局挑战着他们的非政治立场，文化本土主义的复兴和民族认同感的需要挑战着他们的反传统主义因素，政治集体主义挑战着他们的自由主义。1926年初，在英国的胡适听到北伐成功的消息时，不得不承认“我们逃避政治可能是错误的”。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发誓“二十年不问政治”的胡适也卷入政治。傅斯年也是如此。
下图：1917年6月，张勋复辟率“辫子军”入京，士兵在正阳门守卫
一年后，从《新青年》1918年5月出版的第4卷第5号起，新文化人全部采用白话写作。在这之前，钱玄同已在《新青年》上建议改用白话述学。其实，自晚清开始，就有提倡革命的政治家和主张从教入手的温和改革者采用白话撰述，把识字不多的大众作为拟想读者，比如采用浅白文言写作的梁启超，和希望“保存国故”却用白话述学的章太炎——1917年这一年，章太炎筹划了反对张勋复辟的“护法运动”。1935年，当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时，他虽然知道晚清已经开始出现不少很有影响的白话报刊，但在他看来，“那时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不过，他没有指出的是，钱玄同的贡献还在于他将白话的应用范围从“文艺文”推向了“学术文”;因为在胡适发表白话诗的时候，“算是创体，但属文艺”，但那时“规规矩矩作论文而大胆用白话”，还是扭扭捏捏的。1920年，北洋政府颁布白话文为国语，白话文成为官方语言;同年，胡适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出版，青年纷纷抢购。白话文可谓新文化运动最灿烂的结晶。
1917年这一年，保守派在意识形態上已经成为一个空壳。康有为和章炳麟所代表的考据学，已经颠覆了许多传统观念。与此同时，旧的保守派对各类现实问题，如怎样最有效地拯救中国，或是像生活、婚姻、家族等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都没有提供任何答案。1919年12月，胡适开始从理论高度对新文化进行反思总结，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根本上是一种新态度——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评判的态度包括两方面，一是研究问题，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二是输入学理，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评判的态度在中国的运用，或者说对旧有中国学术思想的态度就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主张整理国故。将来的趋势，则应是研究人生的切要问题，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从而再造文明。
“重估一切价值”，在文学上，首先是重估“人”的价值。1917年时年仅20岁的傅斯年，就开始对那种接近“人性”的努力非常着迷。他相信“人”不是已经确立的存在状态，而是需要去达到的目的;构成真正人性的东西，因此不是圣人的声音，而是最基本的情感和意绪。1918年12月，周作人写了《人的文学》这篇文章，呼吁中国文学描写人的真实情感。他在文章里写道，欧洲关于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15世纪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之后，第二次是法国大革命，到了19世纪，才发现了女人与儿童。“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儿童过去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被当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不知演了多少家庭与教育的悲剧。”而中国连“人”的问题都未经解决，更不要提女人儿童了，所以要“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他所指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已非常现代的理念重新阐述了人与人的关系，“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茂盛;但要森林盛，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他从欧美和日本的文学里重新思考爱情、生死，也重新思考家庭关系，比如“孝”的伦理，引用日本文学里的国民思想研究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郭巨埋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不应再赞扬提倡”。
在“人性”这个意义上，白话文和文类的转换，还有另一层诉求，即一种“心理改革”的工具。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里，傅斯年写道，“现在所谓中华民国者”，不是“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他因此断言，“人的文学”实际就是“欧化”的文学，创作这种“人的文学”的最好方式，是尽量按照西方的写作模式用中文写作;文学革命的主要任务，不仅是进行思想的革命，还要发展“人的感情”。王汎森因此写道：“这些信念构成了傅斯年的美学观念：他欣赏那些反映真情、自然、庶民、倡优的情感艺术;接近于真实的就是美。”这种对人的理解，也决定了他的家庭观。虽然他的家庭关系良好，但他仍然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尊卑秩序阻碍了人个性的发展，鼓励人们将父母、兄弟和妻子的意见置之不理，完全按个人心志的命令行事，因此鼓励人们独身。在他宿舍的墙上挂过一幅字，写着“四海无家，六亲不认”。这幅字后来被顾颉刚收藏。在对人、家庭的认识之上，他进而提出了创造“社会”的设想。从今天的角度看，他至今仍毫不过时地提出了西方社会里中产阶级的组织形式，这种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给人们提供了“生活”和“责任心”，只有这种公民“社会”的存在，才可以制衡监督政府，不受有权势者的欺凌。
综合材料绘画《陈独秀与〈新青年〉》（胡伟，2009年）
从个人出发，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重估现代个人、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他们思想新信仰新，但在安身立命处，仍旧是传统中国人，因此也始终处于内在的紧张与探求中，在冲破“家国天下连续体”后，思考新的秩序与认同。
（参考书目：方军：《书信与日记里的新文化运动现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许纪霖、刘擎主编：《中国启蒙的自觉与焦虑——新文化运动百年省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三联书店2013年版;丁晓平：《蔡元培传》，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胡适：《白话文学史》，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陈平原：《触摸历史进入五四现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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