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寒
人们把他譬喻为“燕赵间豪侠之士”，这和他犀利的文风、激进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相合的。
2016年12月8日，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展览。图为李大钊（前中）与宪法公言社同仁合影
1917年1月10日，李大钊和秦广礼、孙洪伊、白坚武等同仁好友创办的刊物《宪法公言》，因为资金不足，被迫停刊了。
这个刚从日本回国的28岁青年，在短短8个月内，其实已经历了很多。他把自己带回的《青春》一文投给《新青年》，又受邀主编《晨钟报》。可惜，只过了两个月，因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要利用《晨钟报》攻击政敌，李大钊被迫离开。他转而和昔日北洋政法学校的同学们创办了《宪法公言》，在上面刚发表五篇文章，也停刊了。
1月15日，他们聚会商量后，决定重新刊行《言治》，由月刊改为季刊。这件事使得李大钊获得了一个发表长篇文字的平台。4月，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两万余字的文章——《战争与人口》（上）。这是李大钊一生中少见的、非政法也非历史学科领域的一篇人口社会学论文。
除去办《言治》，李大钊在1917年1月后的全职工作，是为《甲寅》日刊撰稿。《甲寅》由章士钊创办，基本的精神就是“调和”。李大钊在《甲寅》认真工作了几个月，其间他的思想和前一时期相比，已有很大变化。
1917年这个春节，李大钊是在朝阳门的竹竿巷中獨自度过的。但是，听着窗外传来的阵阵鞭炮声，他内心却很是欣喜。袁世凯称帝时被禁的爆竹，此时因为袁的倒台，又重新燃放起来了。李大钊激动了，“即此区区自由，亦为共和之所赐，专制之所斩”。那天晚上，过年前从琉璃厂年市买来的两张猫图，被李大钊贴在墙上，陪他度过了新年。李大钊想起祖父和远在河北大黑坨的妻子、一对六七岁的儿女。可他当时正为《甲寅》撰稿，根本无暇回家。直到5月，李大钊接到家里一封信，告妻子生病，需他回乡照顾，他才打点行囊返回河北。算起来，他从日本回国后，“只是在离开《晨钟报》时回家住了三个星期”。
5月的乐亭县大黑坨村，四野麦陇青青，遥望村落，人家烟树，“俱于沉寂清静之中”，一下子，李大钊久居都市的“苦倦”，似乎被抒发了。在乡间的时候，他给友人容伯挺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乡里民众对于中国局势的看法，认为民意大都屈从趋势，很少有自己的思考，“共和则趋共和，帝制则趋帝制”。
可是，李大钊没有料到，回乡这段时间，北京那边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辫子军进京，拥戴溥仪复辟。紧接着，黎元洪在张勋的逼迫下宣布解散国会。李大钊所在的《甲寅》也遭殃了。主编章士钊避走天津，宣布与《甲寅》脱离关系。杂志只得靠高一涵勉强支持，已无法长期办下去了。
6月22日，李大钊返回北京，在《甲寅》刊发了他最后一篇未署名文章。7月1日，张勋正式宣布复辟，他只能“仓皇出京”，逃往上海。李大钊大约5个月的《甲寅》生涯，如此结束了。不过《李大钊传》的作者朱成甲认为，即使没有张勋复辟事件，李大钊也会离开《甲寅》，因为从1917年3月中旬以后，李大钊的政治态度已与《甲寅》越来越分歧。
这一时期，李大钊在寄给朋友白坚武的信上赋诗一首，其中有“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和“忆别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之语，凸露了他颇为悲观的思想。这段居住在上海的日子，李大钊日后称之为“淹滞”的，可见他的郁闷、彷徨、无所适从。
不过他还是提笔写了几篇文章。他联系到自己在上海的朋友李剑农，李时任《太平洋》杂志主编。于是，李大钊先后在《太平洋》发表了《辟伪调和》《暴力与政治》等文章，重申了自己的非暴力主张和民彝政治观。然而，虽有这些撰文，但据李大钊当时给李泰棻的信，他似乎还是担心如今人心那么沉溺于利欲，又怎能听得进他这一番逆耳忠言。在这封考证日期为8月份的信里，李大钊认为上海这边没什么机会了。看来他的下一番“动”，已经迫在眉睫。
11月10日，是个星期六。晚上，在南京的江苏督军府，李大钊在好友白坚武的陪同下吃过晚饭，一起等待督军李纯的接见。
白坚武比李大钊年长几岁，当年和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里被誉为“北洋二杰”。他和李大钊有着相似的自幼私塾、科举考试的经历，因此，平日里也颇谈得来。几个月前，白坚武刚经孙洪伊介绍，在李纯的府中做了顾问。李大钊三个星期前自上海来南京，当时白坚武已向李纯举荐了他。但等消息的这段时间李大钊刚巧接到北京友人的来信——因《甲寅》杂志的关系，再加上蔡元培的亲自授意、陈独秀的诚意举荐，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接任自己的北大图书馆主任职务。李大钊这次到督军府来，一是受人之托与李纯谈些事情，同时也就此向李纯和白坚武告别了。
当晚，白坚武在送李大钊后，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心情。他觉得，李大钊纵然是怀才不遇，但在自己的朋友中，因“无湛然深悟”而拒绝做官的，只有李大钊一人。
第二天李大钊自下关火车站乘车北上。就这样，李大钊的人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篇章。
当时，蔡元培接手以后的北大，言明自己不拘一格降人才。正因为这个原因，在日本没有完成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业的李大钊才有可能进入北大。
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个职位，对于他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不仅因为他对北大图书馆的改革、规范化做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个职位结识了当时全国最为重要的文化、教育大家，以及后来在中国思想、文化、政治等各界产生影响的青年学生。在这里，李大钊与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汇合，成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重要人物，也成了中国最早一批接受马克思学说的人。
这个“平顶头，椭圆脸，浓密八字胡，穿一件爱国布灰色长夹袍”的北方男子，被鲁迅形容为“既像文士，也像官吏，也有些像商人”，在1917年冬天的北京，恰似“燕赵间豪侠之士”，走入自己激进犀利的历史宿命。
李大钊（1889～1927）1922年12月辞北大图书馆主任职，改任校长室秘书，协助蔡元培处理日常校务。
此前的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青年，为建党做准备。中共“一大”后，李大钊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任书记，负责领导北京和北方地区党的工作。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避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28日在北京绞架下赴死。
（参考书目：《李大钊传》，朱志敏著;《李大钊书信集》，周芳、李继华、宋彬编注，中国文史出版社;《李大钊诗文选集》;《李大钊传》，朱成甲著;《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陈平原、夏晓红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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