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马克龙的最终胜出，或许尚不足以左右一个月后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的风向，但经历一年狂飙之后，席卷欧美的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政治风暴正在迎来拐点。政治极化的真实影响，将由选战重新回到街头。
左图：2017年2月28日，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在巴黎国际农业展上接受记者采访。勒庞在5月7日的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最终不敌“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而败选
这不是玛丽娜·勒庞（MarineLePen）一生中面临的最艰难考验，但或许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次。
1976年11月2日，在吉米·卡特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前一天晚上，一枚自制炸弹被投进勒庞一家在巴黎居住的公寓楼的二层窗户，炸毁了外墙、楼梯间和隔壁住户家的门板，在三楼卧室内就寝的勒庞一家五口侥幸未被伤及。袭击者的目标是玛丽娜的父亲让-马里·勒庞（Jean-MarieLePen），他在1972年组建了极端保守主义民粹派政党“国民阵线”（FN），成为法国政坛崭露头角的极右翼人物，并在197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过0.74%的选票。从窗户飞进来的炸弹显然是来自极左翼政治势力的警告——当年夏天，他们曾经以类似的方式处决了隐居在法国北部的原纳粹德国党卫军军官派佩尔——暗示老勒庞及其追随者不得再发表煽动性言论。这一家人随后永远搬离了巴黎市区，迁居到近郊圣克卢的蒙特图古堡中。而袭击者自始至终未被抓获。
右图：1976年11月2日，“国民阵线”创始人让-马里·勒庞站在被袭击者炸毁的巴黎公寓楼下。他在2002年总统大选中进入了第二轮投票阶段
在燃烧的木板和遍地碎玻璃中，8岁的玛丽娜·勒庞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了政治活动的激烈程度和潜在风险，但这并未阻止她成为父亲的政治伙伴和继承人。1998年1月，玛丽娜结束了为期6年的律师生涯，正式成为“国民阵线”的一员;3个月后，她当选为北部—加来海峡大区委员会议员，在这个经济凋敝的边境选区找到了自己的基本票仓。在2002年5月5日那场万众瞩目的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她手夹香烟，寸步不离地站在父亲身旁，为后者的政治观点辩护。那也是勒庞家族上一次最接近爱丽舍宫的时刻——由于左翼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在首轮投票中得票率仅排第三，老勒庞意外赢得了与中右翼“共和国联盟”候选人雅克·希拉克直接对决的机会。但结局是悲剧性的：老勒庞仅仅获得了17.8%的投票者的支持，而希拉克是他的4.6倍。这名出生于1928年的非主流政客此后再也没能进入任何一次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阶段，开始淡出政治舞台中心。
时间过去了15年。这一回，2017年5月7日，是48岁的玛丽娜·勒庞站到了通往爱丽舍宫的小径上，与出身社会党、但随后自组“前进运动”（EM）参选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Macron）做最后角逐。老勒庞已经在2015年8月被女儿开除出了“国民阵线”，玛丽娜本人甚至还在4月17日辞去了党主席一职，以显示自己愿意以超越门户之见的立场服务于法国大众。她的最终得票率是33.94%，比当年的父亲高出近一倍，但依然以悬殊的劣势不敌得票66.06%的马克龙。5月7日深夜，勒庞最终承认败选，并公开预祝马克龙能成功克服法国目前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后者也以39岁之龄，成为拿破仑之后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元首。
这是一场奇特的“非主流”大选：两位最终候选人所仰仗的政治班底都不是传统建制派政党，而是带有极强个人色彩、在国民议会中席位寥寥的新兴竞选组织。由戴高乐将军所创建、继承了“共和国联盟”政治衣钵的老牌中右翼政党共和党（LR）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首次缺席大选投票第二轮，另一个立场较为偏左、长期被视为“粉红色社会主义”和劳工阶层代言人的大党社会党（PS）更是仅得到6.36%的选票，惨淡出局。如此剧烈的变动，意味着在一年前的美国大选中已然凸显的“政党重组”现象正悄然蔓延至法国。全球化阴暗面的暴露，外来移民带来的“涉穆”、涉恐等社会问题的凸显，以及构成长期痼疾的就业和养老问题，都在推动着传统建制派政党的基本盘发生嬗变。来自叙利亚难民问题、英国“脱欧”成行和特朗普意外当选的心理影响，则构成外部的推波助澜，最终颠覆了原有的政党和选战格局，催生出了一位“个人大于党派”的新总统。
不过，马克龙和勒庞面临的变局并未到此为止。一个月后，法国将迎来国民议会选举，以争夺半总统制下拥有行政实权的总理之位。而创建刚满一年的“前进运动”目前并无席位，“国民阵线”也只有两席，即使能取得超乎寻常的大胜，也很难在拥有577个席位的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而地方基础深厚的社会党和共和党却有希望迎来反弹，并以或者与“前进运动”联合组阁，或者组建非总统派内阁的形式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分化。而闪电般崛起的马克龙，将和越来越显得“循规蹈矩”的特朗普一样，在建制派政党的掣肘和驯服下开始自己的新任期。届时，人们或许会想起近日《世界报》刊登的一位极左翼民众的不祥预言：“任何在今天为了反对勒庞而转投（给马克龙）的选票，在2022年都将反过来最终把‘国民阵线推上台。”
因经济模式和社会阶层构成发生改变，造成主要政党基本支持者出现分裂、繼而聚合成新的利益和政治集团的现象，在选举分析中被称为“政党重组”。建制派政党在此次大选第一轮票决中的溃败，便是法国政党重组开始启动的显著标志。而背后的深层原因，恰恰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导致勒庞父女以及“国民阵线”异军突起的动力不谋而合。尽管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急速发展的全球化和国家间互相依赖促成了各国经济的较快成长、技术的扩散、消费品种类的巨大增加以及价格的显著下降，对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理性化的传播也不无积极作用，但并非所有群体都乐于接受这一切。老勒庞在2002年参选总统时打出的旗号之一，便是反对全球主义和美国式的经济—文化帝国主义。在2000年，他曾告诉《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在你们美国，有一种毁灭性的文化帝国主义，一种行为方式、消费方式、思想习惯和经济哲学上的‘全球标准化，它们使我们欧洲各民族正逐渐丧失自我意识。”“在捍卫我们法兰西民族的自我意识时，我们是在保护多样性免于标准化，保护传统的家庭和民族免遭全球主义的侵害。”到了玛丽娜·勒庞时代，这种文化和社会观念上的保守化又进一步扩大为对“异质”文化、尤其是宗教信仰的抨击。来自前法属殖民地的穆斯林移民后裔被一概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入侵者，对其的敌意随着恐怖袭击频率的增长而节节攀升。
上图：一对老年法国夫妻在巴黎街头漫步。老龄化现象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状况与本土低端工作岗位被外籍劳工占据的局面是近年来法国政府相当头痛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另一项诱因来自全球化环境下劳动力和商品流动高度自由给本土中低端产业造成的冲击。作为西欧发达国家，法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在上世纪70年代即已开始涌现。目前，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的总数已经膨胀到1592万，占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老龄人口数量将突破2000万，其中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接近200万。在此种背景下，接收更多的经济移民和外籍劳工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但西北非和中东移民进入法国绝不仅是为了充当单纯的贡献者，更是为了在社会福利远为健全、工资收入也更高的西欧开启一种新生活。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成千上万已经转移到土耳其、黎巴嫩等安全地带的难民心甘情愿地向偷渡集团支付5000至6000美元的费用，以搭乘毫无保障的船只和货车偷渡到欧盟国家，尤其是法国。而拖家带口涌入欧洲的难民，正在和已经引发激烈争论甚至冲突的经济移民一道挤占当地人的工作机会，他们的低年龄、特殊宗教信仰乃至潜在的极端主义倾向都足以导致广泛的拒斥和不信任。坐困于劳动力短缺和福利成本高企的法国政府几乎无法从经济上拒绝这种流入，但又担心社会向心力会因为这些外来者而早早出现枯竭。
勒龐父女的崛起之道，便是对新移民和新的全球产业布局给法国造成的冲击加以负面利用。在他们的宣传中，跨国公司经营者及其豢养的政治精英完全置本地人民的利益于不顾，通过引进新移民和向第三世界转移产业毁掉了本土蓝领工人的饭碗，应当被连根拔除。法国也不必基于某种虚幻的“欧洲一致”远景，为希腊之类的南欧穷伙伴与日俱增的公共债务买单。它可以依靠自给自足的国内经济活得很好——在“国民阵线”的铁杆拥趸中，有来自巴黎南部村庄栋济（Donzy）的家禽饲养者，这个仅有1600余人的小村有52%的家庭属于低收入人群，失业率高达15%，但那里的农民依旧相信自己可以维持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我们这里只有两三户移民家庭，但劳动人口结构很平均，农业从业者、蓝领工人和白领阶层都有。但我们厌倦了长期的腐败和失业。”在支持勒庞的选举集会上，栋济村的代表打出的标语是“这里不是巴黎”，以示对精英的拒斥。
下图：5月7日，一位北非移民后裔在巴黎的一处投票点投票。此次法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之低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仅高于1969年
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的制造业空心化趋势和高失业率，削弱了蓝领工人对他们一贯拥护的“粉红色”社会党的信心;以跨国公司管理层、银行家和“达沃斯党人”为代表的传统中右翼集团则被底层民众视为万恶之源，寄予了道德愤慨。两个向度的压力形成合体，使政党重组变得水到渠成。在2002年，左右两大建制派政党尚能以携手合作的方式对抗来势汹汹的老勒庞，一俟社会党在初选中落败，立即呼吁选民将票转投给中右翼“共和国联盟”，这才造成希拉克的压倒性胜利。但到了2017年，情况已经大变：历来支持右翼建制派的天主教社团和文化保守主义者转投“国民阵线”旗下，对社会党倍感失望的激进工会则转而拥护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Mélenchon）领导的极左翼政治势力“不屈法国”（FI）;即使是资深中间派人士，也乐意把机会留给“历史污点”相对较少的马克龙，而厌倦了一伙空许承诺的老政客。结果，共和党在初选中仅仅获得20.01%的选票，低于“国民阵线”（21.3%）和马克龙的“前进运动”（24.01%）;身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的社会党更是仅仅获得了6.36%的可怜支持率，甚至只及“不屈法国”（19.58%）的三分之一。左右两派同时走向极化，使历来以调和者形象出现的传统建制派政党丧失了票仓;玛丽娜·勒庞也因此杀出重围，赢得了和马克龙决战的机会。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冲击构成了政党重组的结构性动因，那么自2015年以来，伴随着中东难民涌入西欧、全球范围内由极端宗教势力引导的恐怖袭击的此起彼伏，以及各国政府竞相以“自助”而非国际协作作为应对内部困难的主要模式，各国新右翼运动的相互影响和传导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以2016年6月底的英国“脱欧”公投为开端，秉持孤立主义、本土主义和反全球化立场的新右翼政治浪潮迅速席卷整个欧美政坛;而随着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以及2016年11月意大利总理伦齐主导的修宪公投失败，“非主流右派”隐隐有一跃而成为主流之势。5月7日之前，始终有部分政治观察家看好玛丽娜·勒庞当选的前景，便是基于此种时代氛围的判断。问题在于，进入2017年，事情似乎正在发生变化：以“荷兰特朗普”维尔德斯和玛丽娜·勒庞相继在大选中最终落败为标志，“非主流右翼”的逆袭似乎迅速走到了拐点。而此际西欧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趋势，与一年前却未必具有实质性分别：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内战仍未平息，因难民安置问题导致的矛盾继续发酵，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曾解除，恐怖袭击的阴影也从未远离。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究其原因，英国“脱欧”公投的意外获胜使西欧、尤其是法国民众第一次开始严肃地审视反全球化可能遭致的即时代价：外籍劳工短期内大量流出造成的就业市场动荡，建立贸易壁垒对区域共同市场的破坏以及接踵而来的报复措施，极端保守主义“猛药”带来的社会进一步撕裂……在第一轮投票中，这种担忧因为候选人和党派数量众多，还不至于暴露得很充分;但随着勒庞和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中短兵相接，民众对确定性的渴望开始逐渐显露。与最近40年里贫富分化极度严重、因之有更多人期待颠覆性改变的美国不同，法国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增长状况分布较为平均，对“求稳”的深层需求大过“求变”。而对当下民众最关心的几项突出问题，例如就业、贸易和族群矛盾，惯于提供否定性意见的勒庞并没有开出足够可信的药方。
在5月3日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中，勒庞曾经援引英国“脱欧”的先例，表示法国可以退出欧盟和欧元区，恢复独立的货币和贸易政策，借此甩脱希腊之类的东南欧财政包袱。这当然是一种异想天开——英国“脱欧”得以一蹴而就，恰恰是因为英国本身并非欧元区成员国，在货币问题上拥有一道天然的“防火墙”;饶是如此，欧盟针对英国提起的1000亿欧元“分手费”谈判，也足以令女首相特蕾莎·梅焦头烂额。而在本身作为欧元区发起国的法国倡导重回消失多年的法郎，根本没有任何可操作性。至于勒庞视之为个人标签的“驱穆”“反伊斯兰”等口号，对其铁杆追随者固然极有吸引力，但在实际操作中也是漏洞多多：法国固有的海外省和海外领地制度，以及本土与西北非前殖民地之间悠久的“地中海后院”纽带，使得法国的穆斯林族群及其社会权利问题早在中东难民危机爆发之前就已出现。类似雷诺集团董事长兼CEO卡洛斯·恩戈、足球明星齐达内、电影演员让·雷诺这样的移民后裔精英，更是被视为法国本身的骄傲。而勒庞竭力鼓吹的“驱穆”政策，所能限制的仅是自中东战乱地区流入的难民，却不可能对来自“后院”的固有移民群体开刀，相反还会触怒基数巨大的移民后裔，造成另一向度的社会对立。相比之下，马克龙提出的一系列调和政纲固然也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至少比勒庞大而无当的“嘴炮”听起来稍微令人宽心，足以稳定民众的情绪。
另外，法国大选中的党派重构与美国存在的显著差异，也是勒庞无法如愿以偿的重要原因。从19世纪初开始，因经济和政治大势改变而造成的政党重构几乎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常态，其演化过程不仅未能颠覆两党制，反而成为后者的附属品。南北战争结束150多年以来，民主、共和两党的均势几乎成为常态，虽有周期性“交换票仓”的情形出现，却不曾动摇两党制模式本身。在2016年大选期间，尽管选情告急的共和党不得不求助于党派色彩模糊的政治素人特朗普，但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缺乏组织基础的特朗普必须服膺于共和党建制派的若干固有信条，共和党也试图使特朗普的政见和组阁方案与全国委员会的要求相适应。结果，胜选之后的特朗普虽然偶有“抽风”，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始终与建制派相安无事;类似副总统彭斯这样的稳健人士还能凭借其党派背景和政治资历，补救和平衡因特朗普的言行无状造成的大小风波。
但类似的情形在法国却全然不存在。构成建制派主流的社会党和共和党固然深受极化浪潮的冲击，因之在第一轮票选中双双落败，但勒庞将“国民阵线”转型为全民政党或中间派政党的努力却注定遭遇失败。即使她在2015年主动将公众形象过于极端的父亲老勒庞开除出党，并竭力淡化“勒庞”这个姓氏与本党之间的捆绑关系，但要在短期内团结主流选民依然顯得过于困难。“国民阵线”的起家之本便是其极端保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立场，要从这一激烈立场后退，将会冒丧失铁杆票仓的风险;而一如既往地固守既有立场的窠臼，只会使人们回忆起老勒庞衷心向往的“黄金时代”——1940～1944年由贝当元帅统治的“法兰西国”（维希政权），以及那臭名昭著的“工作、家庭、祖国”（Travail，famille，patrie）口号。在第五共和国体制和戴高乐主义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法国民众，断然不可能如此“复古”，倒退回上世纪40年代的保守意识形态。
而玛丽娜·勒庞偏偏自掘陷阱。在老勒庞已经屡次因“二战”犹太人问题而口出谰言、遭致舆论攻讦的情况下，她本人竟也在今年4月9日信口开河，大谈“法国不应对1942年协助德国占领军迫害犹太人的行动负责”，引发轩然大波。政治分析师莱堡指出：“勒庞本人并不是种族主义者，甚至也不是反犹分子，但她依然会情不自禁地暴露出‘国民阵线的极端基因，以凸显其反建制的身份标签。”这一手法在初选阶段或许能起到搅局的作用，但在第二轮投票中只会成为被中间派选民抛弃的直接诱因。两相比照，公众形象温和有活力、全无历史负担的马克龙至少是一个相对“正常”的候选人，他能最终赢得大胜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必然。
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是：在法国的政治极化已经成为现实的情况下，究竟是何种努力阻止了勒庞的最终“加冕”？英国《金融时报》统计的调查数字显示，社会党的绝大多数拥趸和共和党、“不屈法国”的半数选民最终决定转投马克龙旗下，而勒庞仅仅从传统右翼和新兴极左翼那里分走了一小部分支持者。相当一部分选民在面临二次抉择时选择了弃权，这也反映了法国民众对当前政局的总体性失望：本次大选的投票率为74.62%，系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二低;而在参与投票的选民中，又有11.49%投的是空白或无效票。
换言之，并非由于马克龙的个人魅力或者精当政纲，而是中间派选民对勒庞其人长期以来的疑惧和不信任，导致了“前进运动”的胜出。而新总统马克龙席不暇暖，就必须面对一系列现实问题：他曾经承诺在包括新技术和能源等领域增加500亿欧元的投资;加大职业培训力度;缩减小学班级的规模;整合全国退休金体系;通过减免税务鼓励中小企业在贫困社区创造就业机会;取缔房产税、削减工资税;统一征收30%的资本收益税;并砍掉接近600亿欧元的政府开支。但这一切并不能由他本人所包办，只有在一个月后进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产生了新一届议会和内阁之后，这一切才能够付诸实施。倘若无法在议会选举中结成与总统目标一致的执政联盟，法国将再度出现“左右共治”的情形——总统仅能掌握国防、外交等形式大于实质的外部权力，却要将大部分行政决断权移交给议会多数推举的实权总理，从而影响其政纲、尤其是经济纲领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促使法国产生政治极化现象的那些关键因素：移民问题、制造业空心化、高失业率、收入增长停滞和恐怖主义，并未因马克龙如愿当选而就此消解。某种意义上，西欧尤其是德国领导人比法国民众更期待马克龙的当选。勒庞落败，意味着法国“脱欧”、欧元区解体等一系列极端情形便不至于出现，对欧盟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但在法国自身面临的严峻挑战方面，那些慷慨发来贺电的外国领导人并不会给马克龙提供多么有价值的帮助。勒庞的支持者在败选后已经开始宣扬，马克龙“是过去那些权贵精英的同伙”，是萨科齐和奥朗德时代一系列治标不治本的经济调整的继续，是个能力欠奉的“孩子王”。而这位受任于多事之春的新总统也必须立即向他的国民展示：他是否具有和上一位年轻领导人（拿破仑）类似的手腕和魄力。
（参考资料：时殷弘：《当今世界的反全球化力量》;冯凤阁：《解读法国总统决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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