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9·3大阅兵”前一天面市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写了篇专栏文章——《对大阅兵‘高、大、上’的猜想》。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文章中的猜想第二天就被中国领导人一句“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给部分兑现了。事后，有看过文章的媒体朋友问我：你的猜想如何才能全部兑现呢？我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天使在想象中，魔鬼在细节里。
说到全部兑现“高、大、上”的猜想，本质上是猜想军队以裁军为起点在规模和结构上的现代化改革是否能够成功。通常而言，改革方案的设计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并不取决于改革波及到的群体和集团对改革方案的设计全部满意。恰恰相反的是，改革所波及到的群体和集团中所谓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一开始对改革方案的设计一定都会感到不满意。套用一个政治化的比喻就是，“保守派”只希望改良，而“激进派”则更希望革命。但是从此次军队改革的可操作性上看，两者显然都不符合军方之前确定的现代化阶段性目标——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有重大进展。换句话说，前者只是希望在军队的规模和结构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让军队接纳一些新型装备；但后者则更希望颠覆性地改变军队的规模和结构，并最大范围地将新技术应用于装备和融入编制体制及作战原则。而这次军队改革，很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操作。
至于如何实现此次介于两者之间的操作，9月3日当天在国防部发言人回答有关裁军30万的问题时，用了一句“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似乎已经透露了一些方向性的“细节”。可是鉴于我的专栏文章中举了1985年以裁军100万为起点启动军队改革的例子，那么就不妨将相隔30年的两次以裁军为起点的军队改革做一个对比，去发现一些标志性的“细节”。简单说，30年前开启的那次军队改革，由于国家经济刚好处在转型的不稳定周期，在那次军队改革开启后的几年里，基本是一种“减量改革”，即在国防开支连年下降和经济接连通胀的情况下，试图完成军队的规模和结构调整。最终对在“减量改革”中出现的缺失，不得不一度以“军队经商”加以弥补。而“军队经商”给军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已历历在目。那么30年后以裁军为起点的军队改革会不会重蹈覆辙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可以借鉴一下9月2日《亚洲时报》引用英国简氏集团首席防务预算分析师卡弗里（Craig Caffrey）的一个分析。卡弗里分析的大意是：按保守的估计，中国国防开支在未来5年将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会达到2600亿美元左右（卡弗里的计算依据是2010年中国国防开支为1340亿美元，2015年为1900亿美元）。如果卡弗里的分析与未来5年的现实基本接近，那么此次以裁军30万和亮了武器装备“家底儿”为起点的军队改革，就应该是一次“增量改革”。按常识推断，“增量改革”不仅出现缺失的可能性会小，而且也更容易让所谓“保守派”和“激进派”都最终接受唯此一途才具有可操作性。
最后我想说的是，裁军也好，不缺钱也好，甚至手里有了部分新装备也好，并不能保证军队改革就一定完美无缺。事实上，军队改革是将新技术及与之相关的战术和作战理论融入军队新的规模和结构中的一个渐进过程，它的成功关键，可能更取决于政治家的决心、耐心、对循序渐进的把握和国家财力可承受的成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