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1995年去世后，拙著《张爱玲与赖雅》出版。我知他不看中文书，也没送他一本。不料他自己去买了两本，后来还推介至《美国之音》的中文部，他们因此邀我去华府接受访问。
中文电台主访人对我很有礼貌地接待。可是这次华府之行，最高兴的，是终于在通电话好些年后，能与麦先生晤面，请他去左近中国饭馆午餐。另外请了高克毅先生，翻译界的老前辈，因他也帮过忙。高先生那年已80多岁高龄，高夫人平常不放人，让他坐地下铁进城。这次网开一面，是因为高先生说他最欣赏拙文《张爱玲与赖雅之外一章》，一定要见一面。席间我对高先生笑说，麦先生今天吃饭并不免费，必须提供资讯才行（He has to sing for his supper）。两位长辈都是徇徇儒雅的文化人，是很难得的一次聚会。
之后我与麦先生仍时常通电话联系。至2009年初，他进医院第二、三次动手术，每况愈下，所以我在5月底再去拜访一次。所幸他外表并无大变，只是行动不便，只能坐床上见客。以往几年，我见到张爱玲英译文章，总想法寄他一份。这次带去的是她《海上花》英译本，新近出版。她在世时，似乎答应送他一本。送他这些小礼物是回报他对张的知遇之恩。我是没有资格代表其他“张迷”的，只想让他知道，也有中国人，对他于张爱玲多年的厚爱，并没忘恩。
不料，他的回礼，远比我的珍贵，是张送他的小古董，铜制的小车子。他坚持要送这份礼，是对我多年努力寻求资料的奖励，我也就收了下来。现存放在香港朋友的大保险箱里，将来可在那里鉴定为哪个朝代。写一本像样的传记，需要访问传主生平见证人，寻访传主许多故居，旅费已经超过稿费几倍多。几十年后，传记作者或能得到应得的报酬。但是今天见证人大半已凋零，岂能再等几十年。所以我就担起这份任务，好在旅费数目并不太大，我还赔得起。但是得到麦先生这份支援，实在心铭感谢。
麦先生不到那年年底就辞世了。我一直想写篇小文以作纪念，都拖延了近三年。现在缅怀往事，追忆下来的点点滴滴，都是愉快的回忆，是撰此文的主因。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张爱玲1942年从香港回到上海，经过战难流离，惊魂甫定，到1944年初方能发表《烬余录》，描绘她在港战中的种种经历。她写道：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间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
不相干的话里，有她心爱的“灰扑扑的人生的况味”。我不是历史家，这里所写的一大半倒是“不相干”的话，也放不进传记里面。自己写文章，总想在白纸上重创“人生味”——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了。可是至少在此替麦先生的吉光片羽，留存在《又一章》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