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书·王羲之传》的这篇传赞中，唐太宗对汉魏六朝以来的书法名家钟繇、王献之、萧子云都加以批评，而唯独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认为是“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因此“察详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等到开元年间张怀瓘作《书议》，便将王羲之的真、行两体都列为第一，体现了唐代书坛的共识。
书法史家邱振中认为，这其中当然有唐太宗推崇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王羲之书法自身的特质。“太宗当然起了作用，但最关键的不是他，而是所有有见识的书法家对王羲之都很推崇。”从书体的变迁角度而言，王羲之的正书，化解了钟繇正书中还隐含着的隶意，并将结体从宽展改造为收束；王羲之的行书，则进一步向流动妍美发展。二者都使得他站在书法由旧入新的转折点上，并在这一转折中成为“书坛的素王”。
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
《兰亭序》因唐太宗的推崇而获得了“行书第一”的至高地位，但也因此真本隐没，永不现于世间。后人只能从各种摹刻本中，去揣想真迹“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风采。今存最珍贵的摹本，便是清代内府珍藏，收入《石渠宝笈》的冯承素摹本《兰亭序》。此帖因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半印小玺，故又称“神龙本”。
神龙本的摹写者，相传认为是唐太宗时期“将仕郎直弘文馆”的拓书人冯承素。据近年出土的冯承素墓志可知，他生于隋大业十三年（617），“爰自弱龄，尤工草隶”，于是“特蒙嗟赏，奉敕令直弘文馆”，年纪轻轻便以书法侍奉太宗，后来还担任过典书坊录事和中书主书一类的小官，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卒。他一生任官最高不过从七品上，身份低微，姓名本来也只见于唐代张彦远编纂的《法书要录》，但因为被元代收藏家郭天锡推测为神龙本的摹写者，遂一并得以垂名后世。不过，这个推测实际上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启功、徐邦达诸先生都宁可称之为“神龙本”，而避免称作“冯承素摹本”。但“神龙”这一印记，本身也有疑问。故宫博物院的书画专家王连起指出，唐代内府只收真迹，而神龙本却是一个摹本，因此不应钤中宗的印，这个印，可能是宋人造来添上的。尽管“冯承素摹”和“神龙”钤印都有问题，但这一版本是唐代的摹本，摹写精细，较接近原本的面貌，是目前书法史界多数人的看法。
启功在《〈兰亭帖〉考》中列举所见各家刻本、临本与摹本，而以神龙本为殿军。他认为，神龙本的妙处，不仅在于笔法“秾纤得体，流美甜润，迥非其他诸本所能及”，而且在于最好地保存了王羲之真迹的原貌。例如“岁”“群”“毕”“觞”等字的破锋，“足”“仰”“游”“揽”等字的剥痕，都体现出王羲之下笔时的情貌。特别是，“‘每揽’的‘每’字中间一横画，与前各字同用重墨，再用淡墨写其余各笔。原来原迹为‘一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后改‘一揽’为‘每揽’。这是从来讲《兰亭帖》的人都没有见到的。……若非见唐摹善本，此秘何从得见！”
神龙本不但在笔法和修改处保存了原貌，在行款上也保存了起草时的样态，即前四行间隔颇疏，中幅稍匀，末五行最密，近边处表现了挤写的形状。这些情状，在其他刻拓的本子里是不可得见的。因此，启功认为：“神龙本既然这样精密，可知它距离原本当不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