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文校长曾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而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在他看来，耶鲁所要培养的领袖，就本科教育来说，核心是通识，也就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种教育所熏陶出来的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能够让人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耶鲁在文化上的保守品格，使得它在每个大学面临变革压力的关头，都很好地保护了“自由教育”的传统，某种意义上，比锐意进取的哈佛更接近牛津、剑桥式的“贵族式教育”传统。19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业革命的时代，东部大学都在推行选修课制度的时候，耶鲁却反对取消课程中“已经死亡的语言”，反对使课程更实用，反对以德国大学模式改造耶鲁。耶鲁的教授认为，学生“要从纯数学中学习论证推理的艺术；从物质科学中了解事实、归纳过程和可能证据的多重性；要在古典文学中发现一些最有品位的完美的典范；通过英语阅读学会运用自己语言讲与写的能力；通过逻辑和思想哲学学习思维的艺术；通过修辞和辩论术，学习讲话的艺术；通过不断地练习写作掌握准确表达的能力；通过即席的讨论，成为果断的、语言流畅的和朝气勃勃的人”。耶鲁人告诉我，直到今天，耶鲁的计算机系也依旧更侧重理论而不是应用，老教授们更希望能够在理论与智识上有所突破，而不是创办一个伟大的公司——虽然创业之风已逐渐在耶鲁劲吹。
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耶鲁毕业生，孟克文（Christian Murck）的人生轨迹是很典型的“耶鲁式”的。那是一个“自由教育”尚能从容彰显其价值的时代。孟克文本科学习的是历史和英语，毕业后，他还不确定自己去哪儿，有些想去法学院，但又觉得为时尚早，就在耶鲁-中国协会的安排下去香港教英语。“我只是想看看世界，只是非常偶然的，却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说，在那次长达三年的香港与台湾旅行中，“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就决定继续学习中国历史，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读中国史”。一切都不疾不徐，从容不迫：从1968年入学到1978年毕业，他在普林斯顿一学习就是10年，其间在日本待了两年，其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两年。他有足够的余地，在他的人生轨道上应对不期而遇的生活的碰撞：哥大毕业后，他发现中国历史这门专业在各个高校都没有空出来的教职——“‘二战’后开始研究中国的那一批教授都还没有退休，要是晚5年，我就在大学教书了。”于是阴差阳错的，他去了纽约的银行业，“那个银行通过一步步收购，最后与曼哈顿Chase银行融合，成了今天J.P.摩根 Chase”。22年的银行生涯后，他成了一家咨询公司的亚洲主管，在北京待了8年，之后成为中美商会的主席。他告诉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曾想去法学院，最后却从未去过；也曾想在大学里当一个中国史教授，也没有当成。后来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激进的变数——这也是美国经济和我所受的大学教育的好处：你不必在一条职业道路上一扎到底，却总可以换行业。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学毕业生，要去金融业，我还得拿一个MBA商学位。但在我那个时候，大银行都有自己的培训项目，18个月，学习金融知识，就可以胜任。”耶鲁与普林斯顿所受的“自由教育”，让他足以胜任职业的转变与人生轨道的换档。“对我来说，大学时培养的英语和中文的读写能力，以及我从历史学中培养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是最重要的，一生受用。很多人认为常青藤学校，特别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大学生涯，会给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和一生提供一个强大的人际关系网，但至少，这对我不是特别成立。我有很多亲密的耶鲁朋友，他们是我生活中的朋友，但却不一定在职业上有什么来往。”
但“老耶鲁”还是在发生着难以抗拒的变化，即使在安静的小城纽黑文，这种变化比纷繁热闹的波士顿和纽约要来得缓慢一些。J.D.迈克兰奇告诉我，当他在耶鲁英语系学习的时候，“系里的老教授全是泰斗级的人物，他们年龄偏老，但个个都是世界顶级学者”。那时的英语系非常有活力，“文学已不再仅仅是文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各种理论与意识形态，让文学不再仅是文本，而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那时，雅克·德里达、保尔·德曼都曾在这里上过课”。而今天，“在英语系的名单上，除了哈罗德·布鲁姆——他的高龄已不允许他来学校授课，而是在家给学生授课，他坐在椅子里，学生们坐在地上——其他的同事，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他有些叹息地说：“耶鲁英语系依旧非常有声望，但对我来说，也许我属于那个‘老耶鲁’。”他在英语系教的课包括一门“创造性写作”，一门颇具实用性的课程。“要在过去的耶鲁，开这门课程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哪个学生过来问那些老教授，如何才能写出好文章来，老教授们只会用瘦骨嶙峋的指头指着图书馆里的一排排书说：‘去读狄更斯，去读福克纳，学习写作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但学生对教职员工的压力越来越大，英语系不得不增开了这门课。”过去一直旁观哈佛的各种改革，并对自己谨慎的保守有略胜一筹之感的耶鲁，也开始向更实用主义的大学借鉴经验了。耶鲁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副院长文森特·威尔钦斯基（Vincent Wilczynsk）告诉我，当他在2012年筹建学院的工程、创新与设计中心时，参照的模式主要是麻省理工的新媒体实验室、西北大学的设计研究所和斯坦福的设计学院。但与麻省和斯坦福不同的是，耶鲁的工程与设计中心仍然与产业资本保持着距离。“企业不会找上门来让我们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我们仍是按自己的思路和节奏研究，从而能够创造和引领产业。”
在一场耶鲁中国学生会组织的就业经验分享会上，几位优秀的毕业生与校友们讲了很多投递简历、电话或现场面试的经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以当下标准来看很理想的职业：投行、硅谷巨头公司，或拿到了风投创业。这也是台下所有即将毕业的耶鲁学生向往的去处。孟克文告诉我，他作为董事长的耶鲁-中国协会（雅礼协会）最近做了一项调查，耶鲁的中国学生毕业后，最理想的去处是麦肯锡、高盛，或去硅谷创立公司。对美国学生来说，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我重新阅读容闳、詹天佑和李赋宁、夏志清这些前人笔下，或为国家前途而发愤，或沉浸于拉丁语、古英语这些古老学问和精神追求中的耶鲁留学往事时，我隐约感到，“老耶鲁”的留学时代也许已悄然遁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