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何荣芳，中学教师。安徽省作协会员，铜陵市作协理事。2014年五月开始中短篇小说写作，已经有多篇小说在《内蒙古日报》《中国教师报》《中国电视报》《天津日报》《新安晚报》《羊城晚报》等报纸和《金山》《禹城文萃》《短篇小说》《红叶》《湖海》《洮湖》《岷州文学》《微型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原创版》《草地》等杂志上发表。
·1·
不肯死去的女人叫山叶子，她是我的外婆。
93岁高龄的山叶子，像一枚风干的水萝卜。她躺在床上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半个多月前她还能坐在屋檐下晒太阳，她晒着太阳自言自语：我就不信你这辈子都不会露面，我得把它交给你呀……可是一个星期前，她就不能进食了。我们知道这回她是真的要死了，早就做好了料理她后事的准备。这天黄昏的时候，她游丝般的气息忽然没有了，小舅就赶紧在外面燃放了鞭炮，烧起了纸钱。可是，她一口气却又接上来，仿佛睡着了，又被鞭炮的声响惊醒了。
外婆睁着空洞的双眼，好像在静静地等候着什么。三舅把一颗花白的头颅靠过去，就着外婆的耳朵问：“姆妈，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大伙都在，也都好着哩。”三舅言下之意，是说外婆可以放心地走了。
外婆这已是第三次经历死亡了。她没有什么病，只是油枯灯干了。儿女们也不是对她的不肯死失去耐心了，只是希望她能少受一些痛苦。
我的大舅、二舅早就谢世了，我的外婆还杵在人间。为此，我的大舅妈、二舅妈颇有意见，好像我外婆活着是侵占了她们老公的阳寿。
其实我外婆活得不容易。
山叶子四岁的时候被她亲生的妈妈丢弃，弃在山林里，没有活活饿死，也没有被野兽叼走，已然是个奇迹。那年夏天，我外公的母亲代子上山打野菜。她勾着头在草丛中扒寻着碎米兰、地毯菜、野葵花和一切能吃的东西，豆大的汗珠不断扑扑地落入土中。她突然听到一阵异样的咀嚼声，一抬头，眼前却是一双圆溜溜的怯怯的大眼睛。代子惊叫一声，盛着野菜的竹篮顺着山坡滚出了好远。代子定神后才看清，面前坐着一个蔫吧吧的小女孩，脏兮兮的小脸，黄稻草似的的头发乱支支的，两只脏兮兮的小手正在扯着树叶，嘴角满是青青的液汁和泛青的泡沫。
代子叹了口气，明白这是一个养不活被狠心的爷娘扔掉的苦孩子。代子捡起竹篮往另一个山头走去。傍晚她拎着大半篮野菜回家的时候，树上的知了仍在不知疲倦地叫着，像泛滥的洪水，使人心神不宁。代子本来可以不走原路的，可那孩子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扯着她的脚。她再次来到小丫头身边时，小丫头仍在嚼着树叶，一副永远也填不饱的样子。代子犹豫了一下，还是蹲下身抱起了小丫头。
代子把小丫头带回家的时候，代子十四岁的儿子根宝正拖着山锄从另一条山路上下来。代子冲着根宝说：“根宝，娘今天给你捡回来一个媳妇。”根宝懒懒地翻翻他的白眼仁，厌恶地别过脸去。
代子给捡回来的小丫头取名山叶子。四岁的山叶子便成了我外公根宝的童养媳。
·2·
我外婆的个子很矮。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常常顽皮地踮着脚尖站在她的身后，用手在她的头顶和我的颈脖处做着比划，一边向我的弟弟们做着鬼脸，告诉他们：外婆只有“这么高哦”——外婆因为重男轻女，不待见我的母亲，我替母亲抱不平，所以在她的面前就有点放肆。其实我长到最高的时候也就一米五几，基因在那里，我能高到哪里去？哪能都像我三舅呢，高大威猛。
矮个子的外婆却是精明强干的，除了洗涮烧煮和生孩子，她还参加过革命，加入过“组织”。我们很小的时候，外婆就常常跟我们讲她过去革命的那些经历。她说她那时候只知道日子苦，原以为这就是命，却不曾想有一个姓秦的后生闯进了她的生活。告诉她人不应该信命，要有信仰。
那是三月的一个午后，桃花正安静地绚烂着，外婆坐在桃树下给她的女儿——我的母亲——喂奶，我的两个舅舅坐在地上玩泥巴。粉红的花瓣不时落在她漆黑的头发上；落在她漆黑的头发上的还有黄黄的蜜蜂。这时一个高个头阔身板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叫她大姐，向她讨水喝。她知道他一定也饿了，就给了他一根山芋。那个年轻人就一边吃着山芋，一边给我的面容姣好的外婆灌输一种信仰。他问我外婆：有人不劳动为什么能够吃肉穿绸？老百姓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为什么还要饿肚子？他说这不是命在作怪，而是制度在弄鬼。穷人应该联起手来，推翻这个制度。他的信仰的美好愿景就是：让穷人有衣服穿有饭吃有自己的田地种。我年纪轻轻的外婆被他点沸了热血，他俊朗的面容也那么让人喜欢。
此后这个叫秦少峰的人就常来我外婆家歇脚。我外公那时在山里替人烧炭，十天半月不回来。有了信仰的外婆后来就被秦少峰介绍进了“组织”，替“组织”做起送情报的工作。秦少峰是她的上级，他们工作时都是单线联系。
外婆跟我们讲了很多次她送情报的事：有背着我母亲、牵着我舅舅，装成要饭的把情报送了过去；有抱着孩子、提着礼物，装着走亲戚的样子把情报送出去的。送的什么情报，给了什么人，她自己都印象模糊了，我听得也就没有印象。印象最深的是渡江战役时，她经历的第一次死亡。
外婆第一次死亡的经过，我们无缘见证，倒是她时常地说起。她不说是“死”，她说是“牺牲”。渡江战役前夜，秦少峰急急地塞给她一张字条，叫她送到城山刘四姐的游击队里。她去送情报，路上被敌人追击，中弹了……
她从山坡上滚下去，被一丛苦竹挡住了。她想爬起来，身子却软得像煮熟的面条。她感受着胸肋的凛冽的疼痛，她听得到血流淌的汩汩声，她知道她要死了。外婆说她那时已经看见黑白无常了，是瘦瘦高高的两团黑白的影子。彼时，无数过去的生活画面在她脑中闪过，她听到了有熟悉的声音叫她的名字。她说那时她的身子都飘起了，它比空气还要轻，晃晃悠悠飘在空中，感到无比舒适。但是，她突然就想起了她衣襟里的情报了，想起了秦少峰，还有她的一群孩子。她开始挣扎，挣扎中她又感受到剧烈的疼痛了……
外婆说着这些的时候，常常就会撩起胸襟，像展示勋章似的，亮出她干瘪的乳房旁的一个肉坑。我小弟说外婆身上的弹坑，像鸡屁眼似的。我也觉得这个弹坑虽然光荣，却一点也不美丽。外婆说幸亏她身子单薄，子弹穿出去了，要是留着体内她早牺牲了。
我想外婆是一个意志力坚定的人。
我敬重外婆的信仰，却无法敬重战争。我认为战争是我们人类最无耻的行径。
外婆说她躺在树林里和死神耍赖的时候，我小弟急了，攀着我外婆的手臂急切地问：“那你的情报送到了吗？”外婆有些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想撇开话题，可小弟就是一根筋地死缠烂打，追根究底。外婆终于发火了：“我都中弹要牺牲了，哪里还能送情报？”小弟惊恐的眼神中掠过一些失望。我撇撇嘴，抢白外婆：“你的情报没有送出去，革命不也照样成功了。”外婆被我噎得直翻白眼，白眼里隐着暗黑的痛苦。
那份带血的“情报”她还留着。外婆不识字，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却一直不许我们碰。虽然没有送出去，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外婆觉得她还是要遵守组织上的纪律。
·3·
渡江战役胜利后，全国也就解放了，本来也就没有我外婆什么事了。但那个时候，抓隐藏的特务，走合作化道路……组织内部依然忙得不亦乐乎。外婆是经过组织锻炼过的人，觉悟当然也就不是只会生娃娃奶孩子的农妇可比了。她希望能为组织做更多的事情，但是组织却不承认她的身份。
她就拿着那份染血的“情报”去了当地政府的组织部，她想要组织承认她是“在组织”的人。那个组织部的领导很冷峻地问她：谁能证明你参加过组织？这张情报现在不该在你手中啊？是不是你截取了这份重要的情报？
外婆无语了。这位领导随后又吓唬我外婆说：你就当没有这回事吧，小心把你给“镇反”了。这位组织部的领导，是我外婆的一个远房表哥，还是向着我外婆的。
这以后，我外婆一直在找一个人，一个叫秦少峰的家伙。只有他才能证明：我的外婆山叶子，是加入过组织也为组织做过事的人。
渡江战役后，秦少峰就再也没有露面了。
起初打听到的消息说，他在解放福建的时候，死在了战场上。听到这个消息，我外婆差点一头栽倒。她不死心，继续打听，他终于没有辜负她，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成了被镇压的对象了。外婆虽然十分担心，却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日子，在外婆为自己身份的纠结中过到了1959年。
这一年，我外婆就经历了她人生的第二次死亡。
热热闹闹的“找矿”、“炼钢”、“修水库”、“吃公共食堂”之后，人们突然发现没有粮食吃了。我外婆这个时候完全忘记了她是一个曾经“在过组织”的人，毫无觉悟可言了。她拿着饭钵，懒在食堂打饭的窗口不走，像个泼妇一样声讨掌勺师傅的不公，硬说她饭钵中的四两饭不及二两；她在给队上打稻子的时候，把公家的稻子塞满了鞋洞，忍着硌脚的疼痛带回家来，夜里偷偷地用这些稻子舂米，为她的儿女们熬粥喝……在这些仅有的食物中，我的三舅常常得到得最多。最可恨的是，外婆这一年竟然为了得到一只老南瓜，就把我十三岁的母亲换给了别人……后来我们为此事指责她时，她非但没有难堪，反而很轻松地拍打着我的小脑袋说：“我要是不把你妈妈送人，那里还有你？我给她找活路哩。”
灾难并没有因为外婆的耍赖使滑和精打细算绕道而去，我外婆和许多在饥馑中熬日月的人一样，不可避免地得了浮肿病。她先是全身发黄，由浅黄到金黄，随后就全身浮肿，脚肚子上轻轻按压一下，立即出现一个深深的窝，很久恢复不过来。我外婆起初还拿这开玩笑，说：“你们看我都胖了，哪里像缺吃的呢？”很快她就无力说话了，身上被胀破的地方就开始流出黄水……再后来她就躺下不能动弹了。因为看到过太多的被饿死的人，我外公也就知道山叶子要走了。等到她一口气没有接上来，我外公就把她抱放到灵床上了，我舅我姨给她跪了一溜排。
睡在灵床上的外婆，感觉到自己正在通过一个又长又窄的坑道，耳边是不可捉摸的嘈杂的声响，她好疲惫、好疲惫，她真想放松意志好好歇歇了，让那股神秘的力量像潮水一样把她卷走。可是，孩子们啊……
她的眼睛空洞而迷茫，似乎又贮满了太多的不甘，外公给她抹了几次，她就是不合眼。
外公知道她不肯做饿死鬼，就去找队长。队长黑着脸，跟谁都有仇似的。外公给队长磕了头，黑着脸的队长，还是叫保管员从库房里给了我外公小半碗玉米粉。我外婆，最后还是被我外公用几勺玉米糊给拯救了回来。
·4·
我外公在那场大饥馑中没有熬过来，成为了三千万死亡数字中的一个。家里没有了外公的支撑，外婆觉得她更不能死了，努力而卑微地活下去，成了她人生的另一个信仰。外婆后来在别人的撮合下和我的江外公走到了一起，并有了我的小舅和小姨。我猜想我外婆之所以愿意和江外公生活到一起，主要还是为了她的孩子们能够更好地存活。
江外公是“在组织”的人，当时红极一时，坐着当地政府革委会的第一把交椅。他老婆在武斗中牺牲了，他能看上我外婆，是因为他觉得我外婆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女人，况且她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鲜活气——这是他自己跟我们说的。但外婆却总也不能真正地接纳这位后夫，总是对他挑三拣四，絮叨不已。后来两人还是分开了，在我的舅舅们都长大的时候。
外婆再次为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奔波，是我小舅惹起的。我小舅喜欢做生意，在全国出现“下海”潮的时候他就“下海”了。在商海里扑腾了很多年，他也没有成为弄潮的高手，倒是常常地呛水。他对我外婆说，凭着她身上的枪伤，她也应该算是“老同志”，政府应该按“离休”待遇待她，可她连个“优抚对象”都不是。难不成身上的枪伤是假的？
外婆被小儿子的最后一句话所激怒，她又开始揣着她那张染血的“情报”，提着一个蓝花布的手提袋，顶着一颗花白的脑袋，这个政府部门那个政府部门地串，连“外事办”她都去了。人家对她也还有耐心，还是要她找到能够证明她身份的人才行。要有详实的证明材料，政府部门才能确定给她什么样的补助。外婆说：我不要补助，我只要身份。政府部门的同志说：有了身份就一定要按规定给你补助，不要哪行？好像那份补助就堆在桌面上，双方还推来让去的。
外婆以为政府部门是不肯开支她这份优抚金，所以她干脆就说了：她也不要什么补助，她只要“身份”。
等到外婆走路需要拄杖的时候，她也就不再提什么“身份”了，只要政府帮助去找秦少峰这个人。政府部门的人都说：这事不归他们管。
外婆又开始了自己去寻找秦少峰。
打听到的消息：秦少峰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整掉了一条腿。文革后被落实了政策，调到外地去任闲职了。因为职务不重要，何况这个时候他也早退休了，也就始终没有打听到他具体的位置。
因而外婆也始终没有享受到政府的任何补助和福利，小舅对此常常愤愤不平。外婆晚年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时候，“身份”的事，在她记忆的天空中，恐怕已经成了远逝的云。她只常常念叨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着他对孩子的万般柔情。
·5·
外婆躺在床上喘气，气息越来越微弱。我们围立四周，静静地等待。突然她就说话了：“他来了。”气息微弱却吐词清楚。我们面面相觑。
攒了半天的劲，她又吐出一句话：“我可以交了。”声音微弱得几乎让人听不见。我们满腹狐疑。
尔后，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却没有再吸入。眼睛半睁着，好像是因为期盼过久而造成的后遗症。我们都屏息注视着她，等待着她又一次地醒来。
一会儿，院内想起了一轻一重的脚步声。很快，一只穿着黑皮鞋的脚和一根垫子铁片的拐杖，进入了我们的眼帘——一个独腿的高个子老头出现在外婆的病榻前。皓首苍颜，连眉毛都是白的，他英武的气质几乎已被岁月的沧桑所覆盖。
我们一起惊愕地看着他，他却不看我们，径直走到外婆的床边，从容地坐在床榻上，放下拐杖，伸出干枯的手，去抹我外婆的眼睛。
外婆的眼睛终于合上，面容宁静，睡态安详。
老头这才抬起头来看我们，他的目光在我们这一群人脸上掠过，直直地盯在我三舅的脸上。许久，两行老泪从他那久经风霜的面颊上滚落。我这才发现：我的三舅像他。
其实三舅不是我外婆生的，三舅的母亲牺牲了。我的外婆是在某次接受秦少峰交给她的情报时，一同接下了他臂弯里的婴儿。
面对面前的这位老人，想到我外婆这么多年来的艰辛，我心中莫名地生出许多怨恨：难道你一直都在五指山下压着吗？难道……
外婆去世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我对她是否藏有金镯、银钗和“袁大头”不感兴趣，这些留给我的舅妈们去操心好了。那张染血的情报，诱惑了我很多年，我迫不及待地把它从外婆的油漆斑驳的奁中翻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展开脆黄的纸片，上面只有这么几个字：着你处速备500人的饭菜。
墨迹犹新，血迹却已淡得没有了真实感。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