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东京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一两个大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并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增调空军师的事“要公开讲”。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至1966年中国援助越南南方各种枪械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通讯器材等。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时苏联对越南的抗美、统一斗争采取的却是一种消极回避的“脱身”方针，将对越南的支持尽可能限制在舆论方面，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较少。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的合作也掺入了排斥苏联的成分。1960年中越之间达成的一项军事合作协议即规定，在未获签字双方中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禁止接受来自于第三国的援助。这其实是对越南获取苏联援助的一种约束。
苏联加码
1964年l1月9日范文同率代表团访苏，柯西金与之进行了会谈。这是继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政府首脑首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苏越双方就苏联对越经济、军事援助问题达成了共识。是月27日苏方发表声明，第一次对越南做出承诺，向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1965年至1968年，苏联的对越援助稳步增长。1968年，苏联的对越援助额已占到社会主义国家援越总额的50％，在数量上超过了中国。勃列日涅夫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加强苏联在东南亚地位的巨大杠杆，其功效颇为显著。越南领导人曾反复强调说，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也是不容置疑的。越南“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
事实上，对于越南来说，中国的援助也是最直接的和最及时的。至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防空作战部队、铁道部队、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筑路部队等共23个支队32万余人。1964年至1969年，中国向越南南方提供的各种现汇共计达1．8亿美元。至于军事物资援助方面，中国在1965年到1976年期间向越南提供的枪、炮、枪弹、炮弹、舰艇、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汽车、飞机、炸药、有线电机、无线电机、军服以及大量油料、药品、卫生器材等军用物品，约合人民币42．6亿元，可装备200余万人。
由于越南在借助外力提高自主安全能力方面逐渐倒向苏联一边，中越之间在政治上的合作趋向冷淡，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种状况的影响下,中国援越的方针和态度随之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进入1969年后，中国领导人在同越南领导人会谈时指出：看来你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部队武器也不困难，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如何更好地、更适当地使用你们自己的人力资源。
越南彻底倒向苏联
1970年～1972年，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这段时期尽管苏联为了确保越美和谈的顺利进行而减少对越军援数量，以缩减越方的战役行动，但仍然每年与越方签订新的年度援助协议。
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不仅向越南提供了飞机、火箭、坦克、炮兵和步兵武器等最现代化武器、弹药和物资设备、运输工具，以及石油产品、黑色和有色金属、粮食、化肥、药品及其他物品，而且还培训了越南人民军的各类军官及大学生和实习生l万多名，派遣了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和其他专家赴越工作，帮助越方掌握现代化战斗技术，恢复被炸坏的企业和电站。到1970年8月止，苏联为90多家越南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提供了设备，并且帮助建设了其中的一半。
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权在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实际已完全为亲苏势力所控制。鉴于此期中苏关系的状况，印支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中国对苏越关系的发展更加敏感，希望通过加强援越来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较，对越物资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强。
1971年～1973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
从1965年～1976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供应了越南。一些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装备，就优先援助给越南。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出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使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也要尽量满足越南的急需。中国对越南的无偿军事援助到1975年逐步压缩规模，至1976年方告停止。在整个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的物资援助折价达200多亿美元。
选自《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