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既不成事 何故成名

 
荆轲:既不成事 何故成名
2016-12-16 09:53:47 /故事大全

春秋战国时期,刺客多如牛毛,然青史留名者寥若晨星。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只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五位著名刺客的事迹,其中荆轲的故事耗用笔墨最多。但是与其他四位刺客相比,荆轲无疑是最失败的一个。曹沫劫齐桓公,尽复失地,全身而退;专诸刺王僚,一招毙敌,功成身死;聂政刺侠累,如入无人之境,击杀数十人;豫让虽然多次功败垂成,但最终还是义感赵襄子,让他自杀前在自己的衣服上刺了几下。而荆轲刺秦王,秦王有惊无险,燕国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行刺前就有田光,樊於期两颗高贵的人头落地;行刺中又搭上了荆轲和秦舞阳两位勇士的性命;行刺后秦王怒而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国都城)”。太子丹被杀,燕国旋即灭亡。在燕国灭亡的前后,名将樊於期的自杀、拱手奉上的督亢地图,都无疑帮了秦国的大忙。然而奇怪的是,像荆轲这样一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刺客,竟能够名垂千古,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大英雄,这究竟是为何呢?

首先,刺秦失败,非荆轲之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荆轲是个素质一流的优秀刺客,实则不然。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卿好读书击剑”,曾经凭借剑术游说卫元君,结果“卫元君不用”;后来又与秦国著名剑术家盖聂论剑,话不投机,盖聂怒目而视,结果“荆轲出……不敢留”;再后来又与赵国鲁句践下棋,发生争执,鲁句践大声呵斥,于是荆轲默无声息地逃去。陶渊明也在《咏荆轲》中惋惜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可见荆轲虽然胆气过人,可惜剑艺欠佳,并非充当刺客的良材。

荆轲并无刺客应该具备的高深武功,起初也并不愿意充当刺杀秦王的刺客,是太子丹等人通过自杀、施恩等手段一步步将其“绑架”,将他“逼”上刺杀秦王之路的。不过这还不是大问题,因为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卿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可见,荆轲虽然不是武功卓绝的剑客,但他知书达理、文武兼备,因此在出使秦国之前,极有自知之明的荆轲就已经安排好了万全之策——等他的朋友同去。至于这位朋友究竟是谁,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武功应该不弱,至少不亚于荆轲,比那个13岁就能杀人的秦舞阳更是强之百倍。荆轲之所以苦苦等待,是因为他知道秦舞阳名不副实,恐怕有辱使命,只有和这位朋友同行才有胜算。试想,如果当初在秦王殿上出现两个“荆轲式刺客”围追堵截,秦王岂能轻易逃脱?可惜太子丹过于性急,在荆轲等待朋友的时候再三催促:已经没有时间了,荆卿你还打算动身吗?请让我先派秦舞阳去吧。这句话不啻于掌掴鞭抽,因此荆轲怒斥他“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可见荆轲本是打算和朋友共同劫持秦王并全身而返的,但经太子丹这么一催,只好负气上路。失去了朋友的帮助,荆轲自知生还无望,于是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头也不回,“就车而去”。太子丹不让荆轲等朋友,如果给他配备一个艺高胆大的助手也可,可配备的却是一个徒有杀人虚名的秦舞阳,不仅在行刺时没有起到任何协助作用,反而在行刺前因失态引起秦国君臣的怀疑和警惕。对此,唐代诗人周昙在《秦舞阳》中评价说:“岁徒闻有壮名,及令为副误荆卿。是时环柱能相副,谁谓燕囚事不成。”意思是说,秦舞阳空有年幼杀人的虚名,让他充当副手误了荆轲,如果秦王绕柱逃跑时他能帮一把,谁说刺秦之事不会成功呢?可见,如果当初按照荆轲的筹划安排,刺杀秦王极有可能成功,但由于太子丹太过性急、秦舞阳太过脓包,致使荆轲功败身死。

其次,秦王伟业,令荆轲名望倍增。荆轲的知名度之所以高于曹沫等四位刺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刺杀的对象名气太大。尽管齐桓公(春秋齐国国君)、王僚(春秋吴国国君)、赵襄子(战国初年赵国创始人)、侠累(战国初年韩国相国)等人爵高位显,史书留名,但与“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相比,实乃萤火之于日月,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因为秦始皇的功绩、名望都高于齐桓公等人,所以,荆轲的名望也就高于曹沫等人。倘若荆轲行刺的只是一个无名小辈,或者秦始皇只是个庸碌无为的君主,荆轲就不会在诸多的刺客中脱颖而出。可以说,荆轲的出名是以秦始皇的知名度作为基础的,秦始皇的功劳越大,荆轲的名望就越高。

再次,个性魅力,令世人敬仰。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知恩图报、轻死尚义、胆识过人,千百年来,一直备受世人敬仰。这种重情义、轻生死的精神,从秦汉至今,已不多见,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大放异彩。荆轲不只在行刺过程中表现出的无畏、冷静、勇敢、机智令人钦佩,更重要的是,他骨子里渗透着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一种对朋友最原始的感恩和忠诚。与这种令人着迷的个性魅力相比,什么剑术高低,什么功过成败,都已变得微不足道。人们记得的,只有那震古烁今的惊天一击背后展现出的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的结尾评价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最后,抗暴义举,顺民心民意。在中国历史上,刺客犹如一颗颗划过长空的流星,虽一掠而过,但敛不住其耀眼的光芒。他们以匹夫之躯力搏强势群体,使人感受到普通民众对强权的仇视。诚然,秦的统一是个人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即使荆轲杀死了一个秦王,还会有下一个秦王出来继续完成统一大业。再退一步说,即使荆轲成功劫持了秦王,逼他订立归还诸侯土地的契约,又有谁能保证他不会出尔反尔?天下大势又岂是劫持一个君王就可以改变的?所以荆轲刺秦王,成败本身并无太大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在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历史功绩的时候,也应看到他在统一过程中对人民造成的莫大伤害。因此荆轲刺秦王代表了人民的抗暴之心,代表了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英雄气概和冲天豪情。“荆轲刺秦王”这一荡气回肠的千古史话,“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慷慨激昂的英雄悲歌,必将伴随着壮士英名永世流传。“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陶渊明的《咏荆轲》和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集中体现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荆轲抗暴义举的赞颂和怀念之情。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2011.1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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