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景教僧侣在中国的经文翻译活动亦从未停止，其中也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译作最多。敦煌17号藏经洞发现的众多汉文景教文献中，称“大秦本教经”典籍多达530部，其中30部由景净所翻译，可能包括赞美诗《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残片），以及《志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迷诗所与弥师诃，都是弥赛亚的音译）和《一神论》，据信出于阿罗本之手。这些文献中阐述的教义，有鲜明的儒家、佛教化倾向，诸如称上帝为“佛”，或借鉴自佛教经典中的“阿罗汉”称为“景尊阿罗诃”。经文中，也有诸如“降筏使免火江”的词句，“火江”即唐代佛教对尘世生活疾苦的指代，而用来形容佛祖对于信众拯救的“降筏”，亦被用于描绘基督末日的救赎。
2006年5月，一座残存的石制经幢在古都洛阳出土，后因拓本流入文物市场，其价值才为学者发现，现存于洛阳丝绸之路博物馆。所镌刻的经文，正是敦煌文书中所佚失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制作时间为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其形制功能颇似佛教经幢。根据铭文，经幢系为洛阳景教寺院的粟特信众为其亡妣“安国安氏太夫人”所立，位置在其陵墓之旁，以解救亡者地狱沦陷之苦，在洛阳景教经幢中，其留名信众者中多有官衔在身，如“敕东都右御林军押衙陪戎校尉守左威卫汝州梁川府”，再次证明外来景教信众，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
然而在会昌灭法运动中，景教与摩尼、祆教等一起遭遇了灭顶之灾，845年7月，武宗下诏，勒令天下佛寺僧人还俗，景教与祆教教徒亦有3000余名教徒被迫还俗，寺院僧众只能在广州、沙洲、高昌等地幸存。而878年，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曾屠杀寓居在此的阿拉伯、波斯与粟特等外籍客商达12万人之多，包括穆斯林、祆教、景教徒，使得广州这一曾经显赫一时的海上丝路贸易港口与外来宗教信仰中心遭到毁灭性打击。过度依附李唐朝廷扶持与善意的景教，亦随着唐朝政权的衰亡而式微，10世纪末，阿拉伯作家阿布·法拉吉在《书目》中提到，他曾于987年（回历377年）遇到一位来自奈季兰（Najran）的景教僧侣，后者云7年前曾受都主教之名，前往遥远的中国传教，然而当他们抵达时，却发现信徒们已经纷纷改宗或者横死，教堂也都被夷为平地，只好返回。
晚唐五代至宋，部分残存景教信徒为了延续信仰，只能依附于道教或者佛教，而道教信仰亦部分借鉴了景教经文与教义。著名史学家罗香林指出，成书于晚唐的《道藏·天微章第一》每一段落的结句，都有梵音咒语：“唵，刹那，唎啰哞哆氲，嘛娑珂。”这一段落即是来自景教经典中颂词“An Shana Lirabrbatha mashiha”的叙利亚文音译，意为“诚哉，基督是从诸天降临者”。久而久之，对于这种外来宗教，中国人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记载与凭吊，例如蔡梦弼在《杜工部诗集》中，曾记载成都有“大秦寺”遗址：“曾有门楼十间，皆以珍珠翠宝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唯故基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得珍珠、瑟瑟、金翠、异物等。”作为信仰的基督教，再度在中原腹地复兴，则要等到元代，以及近代鸦片战争之后。
〔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先生、西安美术学院麻元彬先生、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李利安先生、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杨军凯先生对本文提供的资料和大力帮助。部分参考书目：《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荣新江著；《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研究》，周菁葆著；《达伽马之前中亚与东亚的基督教》，（德）克里木凯特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林悟殊著；《西域文化史》，（日）羽田亨著〕
主笔/朱步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