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静
蒋梦麟自己说他的《西潮》，“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加上后来的《新潮》，这两部作品成了日后人们研究他生平最好的文字资料。
上图：蒋梦麟
蒋梦麟跟陶行知一样，都是191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的，不同的是，他在美国待了近9年，而且顺利地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是浙江余姚人，回国第一件事，当然是回乡省亲，但没多久，蒋梦麟就前往上海，这也是他日后的第一个发声战场。他发现上海与9年前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感慨男子剪掉了辫子，女子的旗袍仅到膝盖，过去的羞怯之态已不复存在。
回到上海，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与此同时，他还在黄炎培主理的江苏教育会担任理事，两项工作占據他的时间比为二比一。这两项几乎是黄炎培这位东南教育界的领袖人物特地为他安排的工作内容。
尽管一年后蒋梦麟就以“年轻人不惯于磨桌子”为由而从商务印书馆辞职，他的初衷却是服务5年。1917年11月他在写给哥大同学胡适的一封信中，就曾提到“非有不得已之事，必不离商务”。
刚进商务印书馆，蒋梦麟就将他翻译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交馆里出版。很快他就意识到，翻译一套西方高等学术丛书，是一件对国内教育界和知识界都十分有利的工程。1917年底，蒋梦麟将这份计划正式递交给当时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还写信给胡适告知此事。最终，他获得了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支持。蒋梦麟挑选书目、选择译者，并改变了当时“商务印书馆”五字在书封上占据最醒目位置的传统，而是放大作者名字。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基本就围绕这项工作展开，直到第二年夏天辞职。
下图：1920年，约翰·杜威（前左二）和夫人受学生胡适、蒋梦麟和陶行知之邀来到中国，与江苏省教育厅工作人员合影
辞职后的蒋梦麟，实际仍在黄炎培麾下，他担任专职总书记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正是黄炎培等人联合创办。在职期间，蒋梦麟陪同黄炎培做了一系列教育状况的调查，主要地点在东三省和北京。蒋梦麟发现，凡是日本人经营的城市，街道广阔、房屋整洁，而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城市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蒋梦麟感慨：“中国文明今日已成破产之势。凡西洋文明之利器者，无论何国何团体，必战旧文明而胜之。”
回到上海后的蒋梦麟，深感中国教育的问题并不仅在学校，更在于社会。“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这项传统观念正在荼毒社会。提倡“职业教育”这个观念，跟当时许多致力于改革中国教育的仁人志士不谋而合。但是如何办职业教育？蒋梦麟提出了“办夜校”，或借普通学校的校舍开办夜班，或和商界合办，或筹款，或组织社会进化促进团。
有意思的是，在蒋梦麟的《西潮》中，关于这一年在商务印书馆的生活只有短短一句，但又在末尾特地补充说：“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银钱往来也在翌年清结。”实际上，这段商务印书馆的岁月，不过是教育家蒋梦麟回国后的一段过渡。黄炎培知人善任，大概也深知这一点，才会同时又委以教育会理事职务。
1917这一年，蒋梦麟关注时事，尤其是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当时，国民党成立新政府，以对抗北洋政府。孙中山不同意南方政府的政治见解，因此就在1917年离开广州北上，定居在上海。蒋梦麟因此再次与孙中山往来频繁。
说再次，是因为二人1909年相识于旧金山。当时的革命党人在旧金山创办了《大同日报》，蒋梦麟一度担任该报主笔，撰写社论长达三年之久。正是这段历史，使得蒋梦麟更具革命性和政治性，与他的哥大同学陶行知做对照，会发现蒋梦麟在“教育改革者”这个身份之外，还有一重醒目的“社会活动家”的标签。相比而言，杜威的另一个明星学生胡适，也比陶行知跟蒋梦麟来往更多。
1917年，蒋梦麟和孙中山同在上海。蒋梦麟决定协助孙中山制定他的实业计划。孙的本意是希望通过建设和发展工业，以解除人民贫困。这项计划设计了“衣食住行”四大类的工业建设。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第一位有过现代科学训练的政治家，他的科学知识和精确的计算实在惊人。”实际上，这份计划最终因为“行之唯艰”而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
这终究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吗？蒋梦麟显然不认可世人对此的看法。几年后他的老师杜威到了中国，也曾对孙中山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蒋梦麟在自传中特地记录此细节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孙中山对蒋梦麟的影响，也使他日后在教学方法上以主张“自发自动”为主要轨迹。这一点也体现在他和陶行知及黄炎培等人共同创办的《新教育》月刊上。《新青年》倡民主和科学，与它的激进相比，《新教育》则热忱中显出温和。
宣传西方教育理念是蒋梦麟1917年回国后精力的主要投放处，《新教育》成为他的言论主战场。这本杂志所提倡和拥护的，也是杜威主张的教育理念之一。蒋梦麟在自传中分析道：“《新教育》拥护孟子的性善主张，因此认为教育就是使儿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的发展。”除此之外，蒋梦麟在发展职业教育这一点上也与陶行知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蒋梦麟认为文化运动，纵横两方面都须进行。纵向是为知识界增进学识;横向，也还有一般平民获得应用知识的需求。前者是提高，后者是普及，都是社会进化必不可少之事。
跟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一职相比，《新教育》才是蒋梦麟归国后“创办的第一项真正的事业”。也因此，即便日后他代蔡元培行使北大校长之政，并在后来成为北大历史上担任校长职务时间最长的一位，仍在最初几年里维持对月刊的编辑事务。
蒋梦麟担任《新教育》主编期间，每月一期，宗旨在于“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当时社会各项声音鼎沸，虽是教育月刊，却在出版仅半年时间就发行1万份。尽管最初的阵地在上海，但因为蒋梦麟跟胡适的关系，以及《新教育》的影响力，他们与远在北大的蔡元培等人产生了智识层面的密切往来。这终于使蒋梦麟在月刊创刊后的第二年“跑进这个知识革命的漩涡”，担任了北大教育学教授。
蒋梦麟（1886～1964）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临危受命，答应蔡元培代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之后又两次代理校长职务，直到1930年受蒋介石之聘正式出任该职务。他整顿出一个“新北大”，为北大日后的盛誉打下基础。1928年，国民政府下令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蒋梦麟成为民国首任教育部长，并历经抗战“西南联大”时期。战后，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949年，蒋梦麟到台湾主持“农村复兴委员会”，后半生致力于此，直到1964年因肝癌去世，终年78岁。
（参考书目：《激荡的中国——北大校长眼中的近代史》，蒋梦麟著;《蒋梦麟图传》，马勇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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