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艳
1917年，与同期活跃于北大的傅斯年、罗家伦等青年学生领袖不同，恽代英非常注重传统儒家的修身伦理，并发起一系列互助团体，将个人修身经验推广至青年群体。
沈行工画作《在青年中间》，描绘的是恽代英同青年交流的情景（陈列于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1917年，22岁的恽代英已经在武昌中华大学取得了学业上的成绩，此时已是学校的光华学报社副社长，同时出任体育部书记。
早在读书期间，恽代英利用课余时间，即已开始阅读《妇女时报》《青年进步》《教育杂志》《体育》等大量新式报刊，并尝试在这些刊物上表达自己的新文化与新教育主张。与后来活跃于北京的罗家伦、傅斯年等青年学生领袖不同，在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氛围中，恽代英非常注重传统儒家的修身伦理。
恽代英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一个官宦之家。其祖父恽元复曾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父亲恽宗培曾以“候补府经历”的资历，在湖北多个州县任幕僚，母亲陈葆云出身于湖南长沙一个仕宦之家，亦颇有旧学根底。恽代英6岁入家塾，学习蒙学读物与“四书五经”等，13岁从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小学毕业。此后三年，他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自学家中藏书，自办家庭修身小报《我家》，并开始广泛阅读欧洲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等方面的书籍。1915年，也就是《新青年》创刊并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那一年，他正式成为武昌私立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的学生。
14岁起，恽代英就开始了“坚韧、刚毅、耐劳、茹苦的锻炼”，过着一种严格的有条理、有预算的自律生活，长期记录修身日记。1917年，恽代英更是以一种近乎“方程式的方式”管理个人生活，追求自我道德的完善。他当年的一则日记这样写道：
曾子三省其身，至死而曰：吾知免夫，可知省身之要。吾等每有立志，故不知三省，则久之而此志若忘矣。吾认定祈祷之效益，一半为迷信之力，一半为自省之力。其自省方面，吾决仿曾子三省吾之法，务以省察切记易犯之病为主。吾意此中无迷信作用，其效力固止及祈祷之一半，然不似普通祈祷之宽泛无归，此中有思过、知过、悔过，一切功夫在内，其效力或有时较祈祷更大也。
自我修身之外，少年的教育问题，一直是彼时恽代英所关注的核心话题，他希望可以仿照基督教青年会的模式，办一种辅助少年教育会社。1917年的正月二十四日，老师冼伯言来访，恽代英与其商定成立OurClub（我们的俱乐部），以便在武昌的朋友之间巩固交谊与共同行乐。他们一同拟定OurClub做事的三大宗旨：一、别致（不俗），哲学的;二、俭约（不奢），经济的;三、合理（不乖），科学的。
1917年暑假，在江西庐山举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夏令会给了恽代英一个实地考察的机会。作为武昌的青年活跃分子，恽代英此前为教会创办的《青年进步》杂志写过不少稿子。一起受邀参会的还有他的同学梁绍文、杨行健，三人一起登上庐山，还在活动中结识了湖南来的舒新城。
此次江西之行，让恽代英深为触动。因感于青年会“办事的活泼，立言的诚挚，律己的纯洁，助人的恒一”，恽代英从基督教青年会活动模式的号召力与凝聚力中受到启发，认为自己应该在武昌青年中间成立类似的适当组织，以联络朋友，砥砺品行，养成新青年。
在恽代英、冼伯言、黄负生等人的积极奔走之下，1917年10月8日，武昌青年学生的第一个进步社团——互助社，终于成型。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这一宗旨，无疑深受当时颇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恽代英为互助社起草了六条章程：
一、本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名曰互助社。
二、社员每日开会一次，时间以半小时为限（后多实以一小时为限），遇事多，时间不足，得公决延长之。
三、每次开会首静坐，数息百次（后改为静坐五分钟），继续前会记录，继每人报告一日经过，并讨论一切事毕，颂《互励文》散会。
四、每会将所议事记录之。
五、自助方面，戒约如下：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
六、助人分两种：一为公共决议的，一为个人临时的。临时助人最初的半年，可于开会时报告之，以便讨论或传播其方法。
从这些章程可以看出，互助社成立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成员之间的道德互助，以完善个体品性，养成新的道德规范。恽代英以身作则，经常将自己的修身日记在成员间传播阅读，要求社员“每日将所作之事，对照日程，按时刻书之”。此外，恽代英还自印劝作日记文，拟定寒假自省表，在会员之间散发，以敦促成员的个体修养。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自有互助社后，每日心神既安宁，作事亦有秩序，且乐于助人，而初无嫌恶之心，得益可谓不少。”
互助社连日开会的消息，很快在武昌中华大学校园内传播开来，同样想干一番事业的林育南、沈仲清、萧鸿举等人先后跑来参观，要求入社。到1917年底，互助社已经由最初的4名社员发展至19名。这一小范围的尝试，让恽代英迈出了向青年群体推广个體修身经验实践的第一步。
很快，互助社突破了武昌中华大学的门槛，以互助社为核心，会员不断向外扩散，陆续成立了辅仁社、黄社、日新社、健学会等一批修养性小团体。这些强调自我养成的同质性小团体，在教育与文化背景相近的武昌青年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各学校及学校间如有一种筋络，自然血脉相通”。
事实上，互助社的出现并非偶然。从1917年开始，在正成潮流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全国各地有志青年纷纷开始结社。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联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与挚友，在湖南长沙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1918年，李大钊、王光祈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的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1月，青年周恩来联合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了追求“人”的生活、信仰新村与工读的觉悟社。恽代英等觉醒的新青年，以自身的思考与社会活动，实践着新文化运动的主张。
恽代英（1895～1931）1920年成立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小会社结晶体”——利群书社，实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1923年，他应上海大学教务长邓中夏的聘请赴上海大学任教，并与邓中夏一起筹办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除承担编辑工作外，他还为《中国青年》撰写了200多篇文章和通讯，很快成为深受中国青年热爱的青年运动领导人。
此后的恽代英逐步接受共产主义，1923年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恽代英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当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蒋介石开始清党后，恽代英于1930年在上海被捕，由于被叛徒出卖而暴露身份，最终在1931年4月29日被国民党杀害，年仅36岁。
（参考书目：《恽代英日记》，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年谱》，李良明、钟德涛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恽代英传》，张羽、铁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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