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缘
自1917年，邵飘萍的荣誉与命运都与刚兴起的报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既是记者，又是新闻讲师，其夫人汤修慧评价他“因报而生，为报而死”。
1917年上海的《申报》上，最吸引人的栏目当属“北京特别通信”，洋洋洒洒几千字都是对京城最新时局的独家报道。这些通信的署名是“飘萍”。“飘萍”是邵振青的笔名，他的朋友包天笑觉得这个名字有轻浮之意，他却说：“人生如断梗飘萍，有何不可？”
邵飘萍在1915年放弃学业，从日本返回上海，投入到“护国讨袁”的行列中，誉满上海滩的舆论界。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申报》社长史量才特聘邵飘萍担任驻京记者。1916年7月31日晚上，邵飘萍登上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从8月起为《申报》拍发新闻专电。
当时北京的新闻状况极差，大部分报纸都是议会机关或军阀派系的喉舌。邵飘萍在《愚与我国新闻界之关系》一文中写道：“愚以他国人在我国有通讯者，率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颇以为耻。”因此邵飘萍在北京南城的珠巢街上（现为珠朝街）创办了我国首个新闻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规模不大，但每晚19点左右准时发稿，分送各个报馆，打破了国外通讯社的垄断局面。
1917年，北洋政府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时任大总统黎元洪倚靠美国，内阁总理段祺瑞则倚仗日本，两人在是否参加“一战”、是否对德宣战一事上产生了矛盾。2月9日起，邵飘萍开始撰写《我国与世界战局》的跟踪报道，奋力突破新闻的禁区，将国务例会、政客谈话、驻外公使的来电、在京名流的奔走都落于笔端，而那些不能公布的政治秘密，他也尽己所能地去表达。2月19日，他在通信中记录了与某位要人的谈话，没有点明对方的真实姓名，而在结尾注明：“其言半可以代表政府，半为个人意见，读者试细味之，或可为观察时局之一助也。”徐铸成后来在《报海旧闻》中回忆说，他最喜欢阅读《申报》邵飘萍、《新闻报》张季鸾和《时报》徐凌霄的特约通信，他们“深入描述当时北京政坛的内幕之外，还带有必要的分析和评议。从这里，读者也真正了解到政局的真相和各派势力之间勾心斗角的情势”。
1917年3月4日，段祺瑞出走天津以要挾黎元洪，邵飘萍在通信中指出，两人的矛盾由来于外交分歧和权力斗争：“左右之人，与外间政客，尚时欲借以利用。一曝十寒，心中不释。政见既异，播弄易成，而该问题遂如藕断丝连，绵延至于今日。”但邵飘萍判断，段祺瑞此次离京是出于误会，很快就会回来。果然，两天后副总理冯国璋去了天津，晚上22点半时与段祺瑞一起回到了北京。听说消息以后，邵飘萍赶到火车站，但人群已散，邵飘萍又换乘汽车，奔赴段祺瑞在府学胡同的私宅，执意让守卫禀报。在这一回合占了上风的段祺瑞欣然接受了采访，两人从凌晨零点30分谈到了3点，邵飘萍还探听出了外交总长与财政总长的任命意向。7月，如邵飘萍所料，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后来邵飘萍在北大讲课时以这段经历举例，将“机警与敏捷”列为记者应当具备的品质之一：“因人而施，临机应变，不能拘于常格。”但同时强调，品性须始终坚强，“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是为养成外交记者资格之先决条件”。
6月14日，张勋以调停为名进京，复辟期间，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被迫关了几日。但前往天津避难的邵飘萍依然没有停笔。在意租界大马路，他见到了段祺瑞，把沿途见到的居民惨状都告诉了他，并听他讲述了讨逆军兴起的来龙去脉。7月15日起，新闻社恢复了发稿。
从1916年8月23日到1918年12月11日，邵飘萍为《申报》写下了250余篇、22万余字的“北京特别通信”，1917年初他还代理了章士钊所创期刊《甲寅》的馆务，不过半年后两人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这段时间，邵飘萍的通讯对府院之争、军阀内战、对外借款等问题都有报道。
1918年，邵飘萍参与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创立。这个计划始于1918年春天，邵飘萍听说蔡元培有开设新闻讲演会的计划，专门写信表示支持，希望北大开设新闻系，于是蔡元培邀请教授徐宝璜主持研究会，邵飘萍也被聘为导师。10月14日晚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在北大理科第16教室成立，蔡元培在演讲中说，我国新闻的历史不过十余年，但新闻学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构不济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
邵飘萍也做了演讲，他说：“窃思振青生活于新闻界中，日惟与官僚政客相征逐，若不勉力创造与青年学子接谈之机会，其鄙悖之程度，殆将与时俱进，欲救此弊，则蔡徐两先生之命不可不从。”
于是办报之余，邵飘萍成为了新闻教育的开拓者，每周日上午10点到11点，他到北大给学生讲课，侧重于采访技能，讲课内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徐宝璜的授课内容则主要是新闻学原理，在教学基础上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新闻学》。研究会办了新旧两期，毛泽东以及后来担任中共报刊编辑的罗章龙、高尚德等人都曾是该会学员。
与此同时，邵飘萍实现了独立办报的理想。1918年秋天，他辞去了《申报》特派记者的职务，邀请在东京留学时一起办过新闻社的潘公弼北上，筹备《京报》的创刊，10月5日，《京报》在前门外的三眼井胡同成立了。
发刊词中，邵飘萍写道：“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他还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挂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这几个字出自明朝谏臣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被杀，他的祠堂松筠庵就在离报馆不远的达智桥胡同，邵飘萍化用这句诗，满怀着对自己和报馆同人的希冀。一个月过后，《京报》的销量就从300份上升到了4000份，成为北京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邵飘萍（1886～1926）在五四运动前后，在《京报》上发表了大量抨击北洋军阀的文章。1919年，《京报》被查封。1920年，他从国外返回北京，《京报》复刊，在魏染胡同建立新址，创办多份副刊，并在天津和杭州建立分馆。此后6年时间，《京报》继续主张言论自由，揭露北洋政府的腐败。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张作霖抓捕枪决，终年40岁。3个多月后，《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同样因为报纸言论遇害。“萍水相逢百日间”成为民国报史上最凄凉却也最壮烈的一笔。
（参考书目：《邵飘萍选集》，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版;《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散木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邵飘萍传：报业巨子，新闻导师》，华德韩著，杭州出版社1998年版）
打赏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