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云
作为曾经的维新派支持者，林纾晚年在推行白话文的运动中却坚持保守立场，成为被新派学人攻击的主要目标。
1917年1月，林纾在北京自己的宣南新家“烟云楼”读报时看到两则消息：《新青年》从上海迁到了北京;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新校长。此时他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自己卷入了与《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论战中，成为众矢之的。他晚年的命运就此改变，生活变得痛苦、孤独、没落而又倔强。
林纾在为刘世珩《双忽雷本事》一书作序时写道：“自辛亥至今，此七年中，长安如置棋，权纲崔驰，人情騷扰，予一置不问，闭门译书。”这句话准确地总结了林纾1917年初的状态。
如今看来，林纾那时已经几乎可以被封为中国近代文坛的译界泰斗。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林纾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自此名震文坛。他不懂外语，因此与他人合作，由合作译者口述翻译，他来记录。他是古文家，便用古文来翻译小说。他影响了一代中国文人，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沈从文、叶圣陶都是他的读者。
1917年的他依旧还在翻译西方小说，更多是为了赚稿费和版税。自从1913年因与章炳麟不合而辞去北京大学教职以后，他没了稳定收入，需要以译书、写书和卖画为生。他先后拒绝了袁世凯和段祺瑞聘他为顾问的邀请。他在自己北京家中的书房门上贴了两个字——“磨坊”，把自己比作勤奋磨粉的驴子。
也就是在这时，白话文运动汹涌而来，打破了林纾平静的生活。
1917年2月1日，林纾在读过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后，又转头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他很着急，连夜写下了《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文中，他批驳陈独秀、胡适的观点，阐明自己虽然赞成提倡白话，但不应以废止古文为前提。他认为用白话作文章，也没有人能保证篇篇“言之有物”“务去滥调套语”。针对胡适“拉丁是‘死文学”观点，他指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好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没有将他们的“古文”拉丁文彻底废除，中国这批追逐欧洲文艺复兴的年轻人何以比他们的精神导师更极端呢？
如今看来，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敌视和恶意，特别是面对当时年仅27岁的年轻学者胡适，林纾展现着一个老者态度上的诚恳，“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遗憾的是，新文化派没有理解，反击随之而来。
最初，新文化派针对林纾的攻击围绕在后者的文言文译作。1917年3月1日，钱玄同先在《寄陈独秀》信中影射林纾。5月1日，刘半农在所作《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给林纾最得意的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挑错，认为“其女珠，其母之下”这句中的“珠”字和“下”字使用不当。这个例子后来被很多新文化人士辗转引用，以抨击林纾并推行白话文。但实际上，这一指责是以讹传讹，与林纾所译原文不符，钱锺书后来撰写《林纾的翻译》为林纾做了澄清，但这是后话，彼时，针对林纾的攻击才刚刚开始。
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谈到林纾2月1日写的那篇文章：“顷见林琴南先生（林纾）新著《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胡适甚至在林纾的这篇文章中挑出了一个古文语法错误，认为“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中的“之”字使用不当。林纾所言“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本是一句态度谦和的话，却也被胡适刻薄嘲讽。“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
信被公开发表后，林纾并没有予以还击。至今，我们依然无法知道林纾彼时的内心世界，唯有在他的画房寻得一些蛛丝马迹。5月至7月间，他作扇纸本《山水》，题识“乱中颇思避地而未行，不但于吾画中求之耳”，又作纸本扇面《山居图》和《临散氏盘》，正面题识曰：“乱中闭门不出而酷暑至于几席皆灼，挥汗写此排闷。”先后两个“乱”字，也许就是他的心底。
这种“乱”甚至影响到了他“闭门译书”的翻译质量。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6月12日曾在《日记》中写下：“（蒋）竹庄昨日来信，言（林）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稿太多。”
但此时林纾唯一能干的就是继续“闭门译书”。仅5月至7月底，林纾与陈家麟合译了九部外国短篇小说。年底，林纾还在北京组织古文讲习会，亲自讲解《庄子》《左传》以及汉、魏、唐、宋古文，听者近百人。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莲宅的林纾故居大堂
从1917年5月至1918年初，林纾本想避开争端，没有对新文化派予以还击。
但这种表面上的平静，最终被新文化派新一轮猛烈的进攻所打破。1918年3月15日，新文学史上著名的“王敬轩双簧信”，让林纾彻底不能作壁上观了。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模仿旧派文人文笔，给《新青年》写了一篇《王敬轩君来信》，一方面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另一方面为旧派文学辩护，尤其推崇林纾。随后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写下《复王敬轩书》，逐段批驳“王敬轩”来信的同时，更用了近2000字的篇幅，对林纾的翻译小说进行完全否定式的批判。两篇文章同时刊登在《新青年》上，并被贯之以“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总标题，在文坛制造出了轰动效果。林纾眼看自己莫名成为靶子，感到痛苦而愤怒。林纾觉得滑稽的是他一向认为自己是新文学的同盟，却被新文学的人物视为守旧和反动。
曾经辛亥革命前鼓吹维新、批判守旧、译介西籍的新派知识分子，就这样变成了与新文化运动对垒的旧派反对者的代表。直至1919年初，林纾才在北大学生张厚载的协助下，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荆生》和《妖梦》，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甚至蔡元培，一改之前谨慎的态度，发泄心头之愤。文章一经发表，引发新文化阵营的众怒，最终成为众矢之的。蔡元培都出来应战，最终使得林纾心里不安，在报上公开道歉，但他依然倔强地认为自己维护传统文化道德的基本立场没有错。
林纾（1852～1924）1924年10月19日在北京去世时，新文化阵营没有一位人物前往吊唁，他就这样淡出文坛，淡出人世。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内诸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一致以林纾为“封建复古派、国粹派”，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势力代言人之一”。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随着历史的演变，众多学者也在对林纾进行重新评价。如果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这些“新青年”们可以比作最光辉灿烂的群星，那林纾则是在黎明前陨落的星辰。
（参考资料：《林纾年谱长编》，张旭等编著;《译界奇人，林纾传》，顾艳著;《顽固非尽守旧也，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张俊才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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