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菁菁
马克龙的当选很可能是法国主流政治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必须向心怀愤怒但依然选择了理智的法国人证明：法国能够在全球化和欧盟的变化中获得发展，法国在未来依然可以扮演欧洲领袖的光荣角色。
左图：4月18日，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在Krys公司总部参观
今年3月，39岁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法国一位电视名人的家里参加了一场晚宴。同样出席晚宴的还有41岁的比利时总理查尔斯·米歇尔和44岁的卢森堡总理泽维尔·贝特。后来在谈到这次晚宴时，米歇尔透露：“那时我们分享了我们对欧洲责任的看法。未来，我们必须重启我们的欧洲计划……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伙伴。”达成一致对这三位年轻的新一代欧洲政治领袖来说似乎并不是件难事。米歇尔谈到三个人的共同点：“我们都是‘伊拉斯谟一代（Erasmusgeneration）。”
30年前的欧洲，柏林墙依然矗立，人们的生活里还没有互联网，全球化的概念也才刚刚提出。欧共体意识到，为了进一步加强经济和社会的结合，发展和巩固“欧洲人”意识，必须在年轻一代的教育上下工夫。1987年，欧共体启动了“欧洲大学生流动行动计划”，即“伊拉斯谟”计划，通过大学生交换项目促进欧洲年轻人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对于欧洲很多大学生来说，那是他们第一次获得去国外生活的机会。今年1月，在该计划30周年庆典上，一位来自匈牙利的欧盟委员这样评价在这一计划中成长起来的“伊拉斯谟一代”：“他们不仅仅对自己的城市和国家有认同感，对欧洲也充满归属感。”
右图：5月7日，马克龙胜选后，支持者在卢浮宫外欢呼
法国大选证实了这项计划的远见卓识。几个月以前，欧盟的支持者们对前景忧心忡忡：本来民调领先的前总理菲永因“空饷”丑闻摇摇欲坠，左翼候选人梅朗雄和极右翼候选人勒庞风头正健。无论梅朗雄还是勒庞都是“欧洲怀疑论”者。勒庞认为，欧盟夺走了法国的主权，她要带着苛刻的条件与欧盟展开谈判，然后发动公投决定法国是否留在欧盟。梅朗雄则将现行欧盟条约视为将紧缩政策强加给各国的工具，宣布上任后不会受其限制，并与其他欧盟国家谈判废除紧缩政策，彻底改革欧盟的政策路线;而鉴于谈判很可能失败，梅朗雄还准备实施“B计划”，通过单方面退出欧盟引发“连锁反应”，建立一个全新的、符合左翼价值的欧洲联盟。
马克龙的横空出世终于让挺欧派在选举的最后关头看到了希望。第一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公布后的第二天，马克龙闯入第二轮的消息就让欧元汇率上涨了1.5%。与此同时，法国国债价格和股市也出现了暴升。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挺欧派公开表示马克龙是法国唯一的正确选择。
马克龙出身医学之家。父亲是皮卡第大学的神经学教授，母亲是医学博士。他受到的教育是典型的法国精英教育，先后在巴黎政治经济学院以及国家行政学院学习。在萨科齐政府时期，马克龙就开始被委以重任，在一个政策制定委员会中，他负责为制定促经济增长的施政路线图做协调工作，这让他可以深入接触到法国真正大权在握的精英们：实业家、银行家、商业领袖和工会头领。马克龙有在商界、政界与欧洲各国广泛接触的经验。他曾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任投资银行家，主持大规模的跨国并购。2014年，在被任命为法国经济部长后，马克龙几乎走遍了欧洲。他的英语水平几近完美，这在崇尚法语的法国政治家中并不多见。竞选总统以来，马克龙毫不避讳地主张“亲欧”，并强调当选后会参与“伊拉斯谟”计划，加强法国和欧盟高校学生的深入交流。
在这整个大选的过程中，人们对欧洲一体化的悲观被主观放大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意调查。根据2月法国民调机构Ipsos在全球22个国家所做出的调查，仅有26%的法国人认为自由贸易为法国人带来了机会，远远低于英国民众的54%，同受调查的22国民众42%的平均支持率相比也相差甚远。根据2016年6月的民调，支持欧盟的法国民众仅38%，这个比例只高于国家破产依赖外部苛刻条件下救助的希腊。在欧盟应对欧元区经济危机影响的方式方面，66%的法国受访者不赞成。
另一面，“疑欧派”候选人在不停强调法国是全球化和欧盟的受害者。自欧元区成立以来，法国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仅为0.8%，明显低于德国的1.3%。欧债危机后，在所有欧盟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经历过比法国更缓慢的经济增长。法国工业整体上出现巨大的倒退：工业领域流失90万个就业岗位，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
然而，正如民调表现的怀疑主义并不意味着法国人真的想要离开欧盟，经济数据也存在不同解读的可能。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过程里，法國绝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2016年，法国对外贸易总金额为4529亿欧元，是全球第六大出口国。在法国，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同出口行业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虽然法国的出口企业总数仅为12万多家，远远低于德国，但是，法国在国外投资的企业总数却远远超过德国，法国能源、建筑以及奢侈品行业的40大工业集团在全球各地都设有分公司。2016年，在全球前十大外资流入经济体中，法国排在第七位，排在前面的是美国、英国、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巴西。
尽管从2000年以来，法国各大工业虽然因为竞争失去了90万个工作岗位，但全球化也大大提高了法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根据法国国际信息与展望研究中心2013年公布的研究报告，由于法国企业外迁导致法国人因失业或者收入降低而造成的损失大约为每户1200欧元至3700欧元之间，但是，这一份损失却又可以从进口的廉价商品中获得部分补偿。更直观的数据是，法国无法负担失去欧洲的风险。在2015年法国出口目的地中，排名前两位的是德国和西班牙。除去位于欧洲但处于中立地位的瑞士和去年决定脱欧的英国，十大出口目的地中有6个欧盟国家，占出口份额的42.4%。
舆论将马克龙与勒庞的对决视为决定欧盟前途的一搏。两位候选人必须说服选民，相信他们各自对法国困境完全不同的诊断。在3日举行的电视直播辩论中，勒庞还未展示自己的纲领，率先就给马克龙扣上了“野蛮的全球化”的帽子，说他“根本没有民族精神，从来不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上”。马克龙则逐一批驳了勒庞的观点。他说，法国去工业化的原因是未進行改革，而非因为欧元;勒庞关于法国脱离欧盟将节省很多开支的说法是一派谎言;勒庞的竞选纲领，包括离开欧盟，是建立在隐性成本、债务或税收之上的;脱欧后停止欧盟预算，勒庞将花更多的钱——英国必须为退出欧盟支付600亿欧元至1000亿欧元。针对勒庞提出的欧元与法郎并行的方案，马克龙一针见血：“一个大企业不可能用欧元支付，同时用法郎发工资。”他步步紧逼，充分暴露了勒庞简单化和缺乏具体主张的短板。他进而直接批评勒庞“明显缺乏准备”。
在辩论后的民意调查中，63%的观众认为更有说服力的是马克龙。而在“谁的政纲更好？”“谁更诚实？”“谁更想带来改变？”等各项具体指标上，马克龙也都全面领先。5月4日，《费加罗报》的社论标题是《愤怒与理性》。愤怒与理性，不仅是两位候选人打出的不同牌面，也是法国民意中两股纠缠的力量。在辩论的总结陈词中，马克龙曾表示：“我们的国家曾经是世界之光，不应该让蒙昧主义大行其道。”5月8日的第二轮投票结果显示，愤怒的法国人依然还是回归了理性的一面。而民粹主义在法国的挫败和“伊拉斯谟一代”也说明，民众的不满主要针对的本国僵化的利益格局和政治无能，他们渴望变革，但未必愿意拥抱孤立主义。
在3日的电视辩论里，马克龙说，在全球化面前，勒庞是在向“失败主义”投降，自己将用“征服精神”面对“失败主义”。但在1日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马克龙也承认，自己虽然是“亲欧派”，但也不得不面对法国民众对欧盟失去耐心，以及欧盟因机能失调已不再可持续的事实。对于年轻的新总统来说，他必须同时解决两个平行的问题：法国如何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找到自己的活力，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而在业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欧盟，法国的政治利益又将如何得到保障？如果他无法回答好这两个问题，5年后，选民们很可能不会给“亲欧派”再一次机会。
马克龙需要使法国和欧洲的婚姻重新燃起热情。历史上，法国与欧洲曾长期处于“蜜月”阶段。现代意义上的法国的崛起是在与英国进行了百年战争和宗教战争以后开始的。此后，法国又陆续经历了普法战争、“一战”与“二战”的巨大灾难。“二战”以后，为了国家安全的梦想，法国热情地拥抱了欧洲梦。正是法国人率先发明了煤钢联营、原子能共同体，推动欧洲政治和军事一体化。
4月23日，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开始，“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在法国北部的亨宁博蒙特投票站投票
但法国的欧洲一体化绝非单纯的玫瑰色梦想。法国的安全和外交政策一直深深烙有戴高乐主义的印记。第五共和国创建者戴高乐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大师。他喜欢重复一句话：“国家——这是一个冷血的庞然怪物。”他还曾说：“我们的盟国也是我们的敌人。”“战争——反对我们的敌人。和平——反对我们的朋友。”法国人每一次对欧洲一体化的不遗余力的推动，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诉求：通过建设一个强大的欧洲发挥法国的影响力。
当勒庞鼓吹复活法郎取代欧元的时候，许多法国人可能忘了，欧元的诞生正是法国的杰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联邦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和最稳定的货币，联邦德国及其独立的联邦银行实际上获得了欧洲的货币主导权。德国马克币值被不断低估，这使德国在与欧共体国家的贸易中实现了2000亿美元的盈余，而法国的赤字却高达750亿美元。法国希望采用共同管理的欧洲货币，与联邦德国分享货币主导权。因此，创建超国家的货币制度以实现对德国货币政策的控制就成为法国政府的中心任务。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末，德国的统一变得不可逆转，这加深了法国的担忧。统一的德国是一个人口接近8000万、国民生产总值1.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为了约束即将统一的德国，最好的方式就是进一步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把德国纳入在欧洲共同体之中，深化货币合作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1990年4月，经过数周的秘密讨价还价之后，德国时任总理科尔和法国时任总统密特朗达成了协议。德国对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设做出了承诺，由此换来了法国和其他成员国对德国统一的支持。
对欧元的推动是法国“冷战”后欧洲政策的一个缩影。“冷战”时期，法国曾游离于两极格局之外，借用国际力量对比所造成的不确定因素赢得了充分的国际空间。“冷战”结束后，单极化的国际格局，以及全球化趋势的显现，促使法国更需要一个统一欧洲作为“权力放大器”和“跳板”，实现单靠自身力量已经无法实现的对外政策目标和影响力。
但“冷战”后的一个新变化是，在“低级政治”领域，欧洲一体化不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1992年，在对有关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行公投时，就有48.95%的法国民众投出了反对票。民意调查显示，法国选民对于货币联盟态度的主要担心在于：密特朗上台初期正是通过通货膨胀政策以振兴经济、提高福利、解决就业问题。倘若法国接受了《马约》，就意味着法国不能再通过过度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手段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一旦国家对货币政策不再有绝对的主导权，可能造成国内经济的衰退以及大规模的失业。
这一火苗终于在13年后引发了一场火灾。2004年6月，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的领导下，欧盟制宪委员会终于就欧洲第一部宪法草案达成协议。然而，2005年，法国是第十个就欧宪进行全民公决的国家，也是第一个说“不”的国家。54.87%的法国人并不接受它。法国的精英阶层从战略的角度看待欧洲一体化建设，希望通过欧宪深化欧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建设，使其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但法国工人、农民、国营部门职工和年轻人最关心的失业、农业补贴、社会福利和就业等问题并不会因为这部宪法而得到解决。很少有法国人能看完300页枯燥的宪法文本，但人们很容易将统一货币和欧盟东扩作为法国现状的替罪羊。
今天的情形并没有比2005年前有所改善，相反，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加深了人们对欧盟的怀疑。马克龙认为，法国的问题在法国并没有做出应有的改革，顺应全球化的趋势。这是许多人的共识。另一个是事实，法国经济没有突出的表现，但其整体状况依然好于许多欧盟国家，法国中下阶层的生活也并不比欧盟其他国家同等阶层人们的生活更糟。影響“低级政治”选择的还有一层因素：法国社会模式以讲求平衡著称，注重社会再分配，主张社会正义。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法国政治体制已经不再能正常地行使其一贯以来的社会利益权威性分配的职能。
在“高级政治”领域，新总统同样面临挑战：未来法国能在欧盟扮演什么角色，究竟怎样在欧盟维护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法国如何面对欧盟内部的权力变迁？
法国欧洲政策中一直存在一个基本矛盾：要发挥法国的领导作用和影响力，就需要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欧盟;要加强欧盟的团结和效率，就需要赋予联盟更大的权力，而这将又削弱法国政策的独立性，甚至让渡更多的主权。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欧盟成立到2005年法国否决《欧盟宪法条约》的十几年间，法国与欧盟产生分歧的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这与欧盟建设的深化与扩大直接相关。一方面，欧盟扩大带来了法国领导权的“稀释”，一些国家不再愿意追随法国的政策，而是越来越强调自身的利益。2005年的欧宪公投引爆了成员国对法国的不满。在那之前，法国长期以来搞“独奏式”外交，认为欧盟机构内的重要岗位大都应该属于法国。2003年，法国银行家让-克洛德·特里谢上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法国本来想让他从1998年开始出任这个职务，但是最后采取了首先让荷兰人维姆·德伊森贝赫出任欧洲中央银行第一任行长，任期过半后德伊森贝赫提前退休让给特里谢的折中办法。在任命德斯坦为欧盟制宪委员会主席时，希拉克和若斯潘还威胁如果还有其他任命，法国将否决提议。2007年1月26日“欧盟宪法之友”会议在法国缺席的情况下召开，这在欧洲一体化史上还是第一次。
更让法国人敏感的权力流失，是欧盟内部法德权力的失衡。在电视辩论中，勒庞抓住了这一点困境，将其极端化，用一种颇具煽动性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勒庞说，无论如何，未来将有一个女人在法国当政，她或者默克尔。
法德两国在“二战”的和解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欧洲一体化从起步开始，法德合作就在欧洲事务和欧洲治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只要法德能达成共识，其他国家就能相应地妥协，推动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这种共同领导被称为“法德轴心”。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前，欧盟的领导权一度呈现英、法、德“三驾马车”并立的局面。但随着卡梅伦政府否决《财政契约》，回到疑欧主义道路上，“法德轴心”重新成为欧洲的主导。当时，萨科齐政府和默克尔政府的合作一度被冠以“默科齐”（Merkozy）的称号。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法德经济状况和国家实力的差距在过去多年里不断拉大。自从欧元在1999年创立以来，法国的人均GDP增长每年仅为0.8%，明显低于德国的1.3%;法国的单个劳动力成本在1999年曾经低于德国，但是2014年已经超过了德国;法国的出口额在1999年大约相当于德国的60%，2014年还不到德国40%。2014年，法国的失业率已经接近11%，是16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德国的失业率仅为5%，为20年以来最低。经济危机加大了差距，其结果是，德国的话语权不断增强，法国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得不向德国做出让步。
法国与德国对于危机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在对危机根源的认识上，萨科齐强调不受监管的贸易和金融全球化、国际投机者的操纵;默克尔强调重债国破坏财政纪律，无限制的赤字和债务。萨科齐认为应该及时出手救助希腊等重债国，强调欧元区国家的“团结”以确保不出现违约，主张设立欧洲联合债券。默克尔则认为必须先行整肃财政纪律，制定惩罚措施。萨科齐希望介入欧洲央行的决策，默克尔用发言人之口回绝道：“德国坚信，欧洲央行应脱离政治影响，完全独立执行其职能。对于这一信念，法国也应该很清楚。”萨科齐希望采取法国式的领导方式，强调领导人对一体化的政治领导;默克尔则希望采取德国式的联邦结构，强调欧盟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欧洲法院的独立性。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在对希腊的紧急纾困，建立临时性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方面，法国达到了目的，但更根本的，它接受了德国的经济政策和理念，同意在整个欧洲实施德国式的宏观经济原则和严苛的紧缩政策，把“财政纪律”写入《财政契约》，同意强化《稳定与增长公约》，授予其更有力的惩罚和制裁措施。欧洲问题学者薇安·施密特教授（VivienA.Schmidt）指出：萨科齐赢得的是一场公共关系战争;而尽管欧洲充满对“铁娘子”默克尔的指责，批评她在市场的压力下不愿与欧元区成员国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但是她却赢得了真正的政策战争，德国的政策主张、原则和价值被强制推广到整个欧洲。
民粹主义浪潮在法国被扭转，欧洲一体化保卫战赢得了一场阶段性胜利。但正如马克龙自己明确指出的那样，改革势在必行，捍卫现状的结局只会是失败。但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改变，推选出他的法国人也并不笃定。电视辩论后的民调显示，53%的受访对象认为马克龙改变事情的能力比勒庞更强，这是全部调查中他得分最低的一项。
希尔维亚·古拉德（SylvieGoulard）是马克龙的外交顾问之一。她认为马克龙改革欧盟的意愿是严肃真实的。法德相继举行的大选可能是自由派别的最后机会。但至少在目前看来，新总统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改革想法仍然非常模糊。一些法国经济学家，勒庞在辩论中提醒人们，马克龙虽然以独立身份参选，但他并不是什么政坛新风。
马克龙在27岁时到法国经济部任职，其间短暂地加入过社会党，并在29岁时结识了奥朗德。奥朗德对马克龙的大力提拔，是后者政治生涯的重要跳板。
当年奥朗德在竞选中强烈批评萨科齐应对欧债危机的政策，指责萨科齐是默克尔的“跟班”，将欧洲事务的主导权拱手让于德国。他反对德国在危机中推行的僵化的紧缩政策，批评德国剥夺其他国家的发言权。奥朗德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策主张与欧洲既定的危机应对方针相左，给德国及支持紧缩政策的国家带来了疑虑和冲击，一度得到部分重债国家的支持。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目前马克龙提出的欧元区改革，包括共同预算、设立财政部长、欧洲防务和“多速”欧洲等说法几乎都是历任法国领导人想法的老生常谈。而这些想法曾无数次被德国拒绝。
2015年，奥朗德提出双速欧洲建议。其实这一想法早在20多年前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就曾提出过。它指以不同步调推动欧洲一体化继续发展。一体化政策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从核心国家逐步拓展到其他成员国。柏林并不反对这样的想法，但谁是欧元核心国家，柏林和巴黎的判断却存在很大分歧。当时奥朗德也曾像今天的马克龙一样提出，欧洲已经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设立欧元区政府，形成欧元区共同预算和设立独立的议会才可以继续前行。同样，柏林和巴黎在共同预算如何操作上的想法差异很大。奥朗德推行欧元区共同预算，是设想建立转移支付联盟，强国帮助弱国，而德国认为核心欧洲区是遵守统一法规，而不是共享财富的地方。德国倾向于将欧元区共同预算称之为稳定基金，尽量限制基金的使用，将基金的使用与遵守预算规则严格联系起来。德国不会放弃将欧元区作为其他国家学习和复制德国良好做法的地方，而法国只愿意共享财富，而不愿让渡主权。德国认为，仅有共同预算，但没有强有力的监管，没有意义。纯政治的欧元区政府将会重复欧委会的老路。而法国难以接受直接的、侵略性的预算监管，认为这是国家主权的投降，经济上也是错误的。法国认为欧元区集团主席不需要执行强硬的预算规则，这是不信任的表现，而是应该着眼于设定更广阔的经济日程。
更不幸的是，奥朗德对法国病的治疗并没有显出成效，如果法国没有办法拯救自己，那么它在欧洲的前途也就不可能光明。奥朗德政府2015年的政府预算草案因为违背了欧元区赤字限制标准，曾被欧盟否决。这绝不是一个欲意扮演领导角色的国家的处境。马克龙深知这一点。他曾经明确表示，如果想让柏林听巴黎的意见，法国必须首先通过经济改革建立自己的信誉。
奥朗德2012年中期当选后，最初反对过度的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并未产生任何效果。他不愿削减公共开支——法国的公共开支大约为GDP的57%，是所有欧元区国家中最高的，而是选择上调税率，其中包括对高收入者的工资征收75%的“富人税”。奥朗德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进行适度的养老金改革，而是小幅延长了缴纳养老保险的时间。奥朗德丝毫没有效仿欧盟边缘国家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仅仅是开始实行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自由化，或者是小幅削减法国的社会福利开支——法国的福利开支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高的一个。
但此后，面对法国经济复苏艰难的烂摊子，奥朗德逐步抛弃了事事求共识的做法，转而向企业做出减负、松绑的承诺，以提高法国的竞争力。2014年奥朗德提拔马克龙出任经济部长，就是希望能够启动国内改革。
但这一政治大转向的决定遭到法国工会和左派舆论的严厉批评。他们说批评奥朗德“只会听自己的右耳朵，他的做法使左派选民越来越失望”。2014年12月，法国内阁会议通过了一项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计划，以解除对经济开放的诸多限制，促进经济增长。该计划的正式名称是《促进增长和经济活动法案》。由于该法案是当时任经济部长的马克龙提出的，因此也被简称为《马克龙法案》。马克龙提出的主要构想包括：加大商店周日开门营业的次数和时间;鼓励更多新超市开业，加入到市场竞争中来;放宽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的定价权限以及运输条件;出售50亿至100亿欧元的国有资产;增加投资;进一步简化行政手续;修改退休金条款和解雇条款等。
《馬克龙法案》如果是未来马克龙总统改革的预演，那么它透露的信息是喜忧参半，不容乐观。法案出台时，当时的民调显示58%的法国民众表示支持——这意味着大多数法国人认识到了以改革唤醒经济活力的重要性。但同时，获得支持率最高的举措是“周日解除营业限制令”和“放开国家管控行业”，人们面对真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福利改革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去年8月，马克龙在内阁会议上总结该法案一年来的成果，最值得说道的是180余个城市开通定期大巴线路，2015年运送旅客380万人次，远高于2014年的11万人次，新增直接就业岗位超过1500个。此外，全国新设国际旅游区21个，增强了法国旅游的吸引力，三十余个重要城市放松周日营业限制。
在法国和欧盟推进实质性改革的难度要比赢得一场总统大选难得多。6月份举行的议会选举对马克龙至关重要。他领导的前进运动成立仅一年，尚未成熟，也不可能在国会赢得多数席位。他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超越政治上的左右分野，将尽可能多的中左和中右政治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现在看来，中左翼的法国社会党和中右翼的法国共和党内部的改革派阵营会支持改革，然而，一旦马克龙的改革触及那些真正的核心问题——社会福利、不堪重负的高税负和僵化的劳工保护制度，他还能获得多大的支持？他的盟友们会为了他的抱负去惹怒自己的选民吗？如果这些艰难险阻无法被克服，马克龙无法为法国梦和欧洲梦开辟一条新路，那么他的执政很可能是法国选民给主流政治精英的最后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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