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雷拿来两本张爱玲后来寄来的签名书：一本是《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1967年的第一版，伦敦Butler& Tancer出的；还有一本《秧歌》（the Rice Sprout Song），1955年Charles Sribner’s Sons出的。有些泛黄的扉页，她用清秀的小字向文艺营表达感谢，用的应是绿色墨水的签字笔。赖雅也送了一本《水手：戴维·法拉格特》（David Farragut：Sailor）（美国内战时期的海军联合舰队司令）。1956年，张爱玲居留文艺营期间，就在专心写小型长篇《北地胭脂》，这篇英文小说脱胎于《金锁记》，原题《粉泪》。1957年初，《粉泪》完稿，可出版她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的Scribner’s公司，却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这个消息对她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之有好多年，她把《粉泪》抛在一旁，从事其他的翻译写作计划。从香港回到美国后，她决定把《粉泪》改写成《北地胭脂》，1967年终于在伦敦出版，但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文艺营占地很广，每位营员都有一个工作室，工作室是一栋独立的小木房子，40多栋，分散在森林中，相距很远，孤零零的，幽静私密，就像梭罗写《瓦尔登湖》的那座小木屋。有两座小木屋作为历史建筑被保存下来：一座是为爱德华·麦道伟（Edward MacDowell）所建，他是第一位受到欧洲和世界承认的古典音乐家；另一座则是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曾经住过的小木屋，他的名剧《我们的小镇》（Our Town）很可能就是在这里写成的。这些朴素的房子里，只有满足生活最基本需求的一张床与一张书桌，有时有一台钢琴，有一种修道院般的纯净和虔诚。这样与世隔绝的隐居于大自然，却又少了张爱玲所爱的“市声”。
1956年3月13日，张爱玲在文艺营第一次遇见赖雅。第二天，两人有几分钟的小谈。赖雅觉得她庄重大方，又和蔼可亲。据司马新的考证，那次邂逅后的两天，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大家都挤缩在大厅中。张爱玲与赖雅在回廊上、营地成员互访时间以及晚餐桌旁聊天，彼此谈话逐渐深入。然后，他们开始互访对方的工作室，并肩坐在大厅中共享复活节正餐。张爱玲将她的小说《秧歌》给他看，而赖雅则讲他生活中的奇闻异遇。那时的赖雅已65岁，且已数次中风，创作的生命力正走向衰竭。但我却不难想象，赖雅仍是非常有魅力的。他曾有过丰盈而自由的年轻岁月：哈佛的高材生，报道过“一战”，在巴黎、柏林、英国和土耳其旅居过，在好莱坞写过很多电影剧本；拜访过很多文学界的重要人物，例如詹姆斯·乔伊斯和欧查·庞德；曾为捷克记者和德国舞台导演移民到美国做保证人，其中包括贝托脱·布莱希特。他出生于富裕家庭，年轻时也从未缺过钱，稿酬优厚，丰衣足食，生活奢华，但他也因此被纵容，挥霍无度，以致老年居无定所。在好莱坞时，他就将他才华横溢侃侃而谈的天赋在众多鸡尾酒会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风采与幽默让他到处受到欢迎。后来张爱玲告诉炎樱，与赖雅的婚姻“虽不明智，但却不乏激情”。又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提道：“我不看他写的东西，他总是说：‘I am good company’（我是一个好伴侣）。因为Joyce（乔伊斯）等我也不看。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
从文艺营出来，立即就到了彼得堡镇上。几乎是巴掌大的小镇，穿过一览无余的几条街，过一条河，就出了镇中心，到沿山路而建的住宅区了。张爱玲与赖雅结婚后，又回到文艺营，享受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其间，赖雅的病不断发作，令张爱玲惊惧和崩溃。离开文艺营后，赖雅在松树街（Pine Street）25号找到了一家公寓。我们找到那家公寓，一栋三层的白色小楼，既然叫公寓，里面应该有几家住。前去敲门，无人应答，门上的蜘蛛网有种人去楼空的破败感，不过楼背面正在修建楼梯，也许是在修葺中。在这所公寓里，赖雅与张爱玲过着简单的生活。赖雅习惯早起，张爱玲习惯夜间工作，早上起得晚。不写作时，赖雅去杂货店购物，去银行、邮局或做家务，张爱玲则协助他做些简单的饭菜。两人平时主要的消遣就是阅读，有时也会在林中散步。离他们10分钟步行路程的镇中心，就是彼得堡的图书馆，规模很小，大多是通俗小说与儿童读物，分类基本就是“虚构”与“非虚构”两类。他们有时向州府康考特（Concord）转借图书，其实那也是个密度稀松甚至有点荒凉的寂寥小城。不过，张爱玲应该不会太介意，她爱看被赖雅戏称为“垃圾读物”的通俗书。镇图书馆的管理员翻给我看当地唯一的一份双周刊报纸，用一整版介绍了新开张的一家新餐厅“太阳花”，这是一件大事，意味着镇上的寥寥几家餐厅又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