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陶瓷早已在中国抢占了玻璃在罗马的地位。至于玻璃本身，它的透光度、样式与尺寸大小等等并不是当时中国市场所关心的。当中国的丝绸日益花团璀璨之时，却恰值古罗马追求丝织品如东方玉文化一般返璞归真；同样，当古罗马烧制透明玻璃容器的技术益发成熟，中国却依然还在纠结玻璃珠中哪些是天然的“真玉”。
玻璃最初在埃及和西亚诞生时主要被制成珠形饰品。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制品也是出现在春秋时期墓葬里的玻璃珠，但这些玻璃珠出现得太过突兀，而且烧制技术过于成熟，因此更可能是贸易得来而不是本土制造。当中国战国以及秦汉时期的玻璃工匠依据如同青铜器铸造一样的模压成型技术试制“璧流离”，或是道士们用炼丹的方式“烧炼珠玉”，他们追逐的都是一个梦想：以人工技术仿造出西方天然出产的“真玉”。“东方琉璃世界”的概念在汉代还没传入中国，否则东方的梦想者们和传说出产“真玉”的“西方极乐世界”里的同行真应该坐在一起喝个茶、吃个面包什么的。公元三四世纪以后的中国魏晋文献中曾比较明确地将“琉璃”与人工玻璃建立起关系，例如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载：“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只是即便在西域已通达的唐朝，仍有学者如颜师古在为《汉书·西域传》作注时说：“《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异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谓皆销治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真，实非其物也。”
对于今人来说，古人对“琉璃”与玻璃之间的东西方误读可以很简单地用化学常识解释。中国古代玻璃是铅钡玻璃，西方则是钠（钾）钙玻璃，差别在于烧制时因地制宜使用了不同的助熔剂。西方最早的玻璃配方来自亚述人的楔形文字记载：60分砂、180分海生植物灰和5分白垩。大量植物灰的使用与当地曾经丰盛的草木有关，而其中钾离子的间或存在为数世纪后耐高温的化学玻璃容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中国玻璃最初的配方则很大程度上源自又被称为“铅汞之术”的炼丹术。成分的不同决定了两种玻璃不同的特性，又因为中国古代玻璃属于低温烧成、退火工艺不成熟，轻脆易碎、不耐高温、透明度差都成为它易被诟病之处；由古罗马工匠将其工艺完善的钠钙玻璃则属高温烧成，是如今所称的“普通玻璃”的前身。不过事实上两种玻璃本无绝对的优劣之分。19世纪西方开始以“水晶宫”这样的全平板玻璃建筑来炫耀自己的工业技术，但也同时发现千年前中国烧制玻璃时使用的氧化钡可以增强玻璃的折射率，是烧制光学玻璃的秘诀之一，虽然同样的折射在当年中国道士眼中可能只是炼炉中珠玉一道无伤大雅的晕彩。
如同古罗马的贵族最初只欣赏东方蚕丝的轻盈一样，在丝绸与玻璃最初相遇的年代里，玻璃注定要以更原始的状态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价。以21世纪的观点来看，这种贸易颇似远程相亲。在2000多年前，东西间的远程贸易也确实因为一股中间力量变得益发复杂。“安息”不只是一个在甘英止步于海边才被中国史籍提到的地名，与它的汉语字面意思相反，安息是当时东西方贸易间最为活跃的代号之一。自从公元224年被波斯萨珊王朝（Sasanid Empire）征服后，地处伊朗高原的这片地区在史书中更多以“萨珊”名称铭记，它目睹了东方自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隋直至唐代开国的历史，也见证了古罗马帝国的分裂与西罗马的灭亡。虽然萨珊王朝止步于公元621年，却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新老客户各自留下了“萨珊玻璃”与“波斯锦”两种特产。
由于对“真玉”的膜拜，古罗马吹制玻璃技术制作的容器在汉代难免有“匠气”之嫌，虽有源自古罗马的玻璃瓶在中国东南海沿岸出土，而且广西出土过不少很可能效仿了古罗马玻璃烧制配方与吹制技术的含钾的本土玻璃容器，但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玻璃容器仍沿用了原有的铅钡配方以及浇铸成型技术，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玻璃盘与玻璃耳杯就是典型代表。尽管这些玻璃容器可以作为中国古代自制玻璃器皿的典型代表，它们的影响力至今也显然远不及同墓穴出土的金缕玉衣。真正将吹制技术与迥异于中原器型的玻璃器皿销往东方的是萨珊。萨珊所承继的是一个对于玻璃贸易原本就不陌生的文明。古罗马帝国没落之后，萨珊将本国原有的掮客角色改换为出品商。由于萨珊风格玻璃器的大量出现，虽然西方玻璃的成分不曾改变，但玻璃的用途在东方视角中日益固化为人工雕琢的奢华装饰器。